专访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要完成全年目标，下半年GDP增速须达4.6%~4.7%

每经记者 余蕊均 每经编辑 易启江
　　5.5%！
　　这是中国经济2023年上半程跑出的速度。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5.5%的GDP增速明显快于上年全年3%的经济增速，也快于疫情三年年均4.5%的增速，“是含金量比较高的速度”。
　　不过，在去年同期低基数作用下，二季度增速并未如此前大部分机构预测的那样冲过7%，最终增长6.3%，低于市场预期。
　　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认为，若下半年经济只是延续目前的态势，恐难完成全年5%的增长目标。为此，稳增长、稳就业、控风险的力度必须进一步强化。
　　“这一轮复苏是复杂的，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更有体制性的一些因素。”他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时，多次强调本轮复苏与以往的不同。
　　他希望提醒大众的是，经济复苏，并不是靠哪一项政策通过一两个月就能解决的，也不要指望靠某一项政策就能带来“V型”反弹。接下来，要让更多市场主体有明显“体感”，就必须加大力度进行实质性的预期调整。
　
　一揽子政策陆续推出 助力全年目标实现
　　NBD：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5%，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4.5%，二季度增长6.3%。这一表现是否符合您的预期？
　　刘元春：5.5%低于整个市场的预期，在我们团队的预测里，属于一个中性偏下的情形。但如果从整个世界和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看，它也很正常。
　　今年好几个机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都压低了一个百分点。从上半年的情况看，大国中除了印度，其他国家的增速都低于我们。整个东亚地区在全球贸易下滑的压力下已经出现一些崩溃性变化，我们能够保持5.5%的增速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一定要看到，虽然不及预期，但一定要在一个全球复杂环境中重新认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客观认识到，二季度6.3%的增速并不能反映目前经济总体的发展态势。这一点通过两个加工数据能够更好地体现。
　　一个是两年平均增速，一季度两年平均增速是4.6%，而二季度两年平均增速仅有3.3%，较一季度下滑了1.3个百分点，说明中国经济修复有所回缓，复苏的动能有所减弱；二是从环比增速也可以看到，一季度环比增速是2.2%，而二季度环比增速仅为0.8%，从这里面的确看到复苏有所回缓，经济复苏的压力有所加强。
　　当然，其他一些参数也能够印证。比如6月份的消费增速回落至3.1%，比上个月下降9.6个百分点；1~6月投资增速进一步回落，仅3.8%，其中民间投资下降0.2%。
　　所以，我们要看到，目前经济下行压力有所抬头，内需不足的问题有所显化。
　　NBD：上半年表现对全年增长目标有何影响？
　　刘元春：如果要完成全年5%的增长目标，意味着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必须达到4.6%~4.7%。由于去年的基数效应已经减弱，三季度经济即使出现快速企稳，其两年同比增速回归到4%，三季度的同比增速大约在4%~4.2%的一个水平。
　　这样一个水平难以完成5%的增长目标，这就意味着下半年在经济复苏动能乏力、内需不足问题显化的状态下，稳增长、稳就业、控风险的力度必须全面强化。
　　当然，由于目前我们在稳增长、稳就业、控风险上采取的一揽子政策已经开始陆续推出，政策空间也相对较大，那么三季度经济增速达4.2%~4.3%、四季度增速达5%左右是可以预期的，全年经济增速达5%的目标也就能够完成。
　　其前提是我们下半年稳增长、稳就业、控风险的一揽子方案能够持续推出，有效地缓解目前所面临的一些压力。
　
　和以往的复苏不一样 这一轮复苏很复杂
　　NBD：此前部分机构预测二季度GDP增速在7%左右，而在一季度数据公布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在您看来，“不及预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元春：大量市场主体对这一轮复苏的认识还是不深刻。这一轮复苏跟我们以往的复苏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政府简单的某一项政策就能够产生一个“V型”反弹。
　　首先，这一轮复苏是大疫之后的复苏。三年疫情对社会心理、资产负债表的冲击是非常厉害的。大疫之后的复苏，一定会在一些反复中进行修复，很多人之前没有认识到，认为疫情一放开，经济就应该好转，大家就能够报复性消费、报复性买房子，实际上这里面很复杂。
　　其次，这一轮复苏是在房地产深度调整过程中的复苏。而这一轮房地产调整又跟以往的调整不一样，它是房地产基础参数大拐点之累积叠加中的一次调整，也是房地产开发商经营模式大转换中的一次调整，同时是叠加了周期性、政策性因素的一次调整。这就决定了这次房地产调整的路径更复杂、深度更深、时间更长，对经济的左右力度也会更大。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这一轮复苏是在全球经济和格局发生巨大变异的时点所产生的。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全球面临更低的增速、更高的利率、更高的通胀以及更高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复苏必然会产生很多元的挑战。
　　所以，这一轮复苏实际上很复杂，不能线性化、简单化，这就导致很多时候一些预期会产生偏差。
　　当然，市场预期也很复杂，很大程度上会“随风倒”，所以，我们的政策要起到引领预期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把大家的预期值弄得很低经济就好了。
　
　短期消费需要政策托举 但这个事不能简单化
　　NBD：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7.2%，但同时居民的消费意愿、消费预期仍然偏弱。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提振消费？
　　刘元春：我们目前的失业率还是偏高，如果家庭面临一些失业问题，那么，即使有钱，也可能进行审慎储蓄，而不会加速消费。因此，中国进行大规模提振消费的核心，在于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在于居民永久性收入的提升，包括当前收入和预期的未来收入，而不是像欧美给每个家庭发钱。
　　目前，我们看到，一些人对未来的预期并不乐观，尤其是资产负债表受到了很多冲击，第一个是房地产，第二个是理财产品，第三个是股票市场，第四个是债券市场，资产价格和收益都面临缩水。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稳定居民消费，就不仅仅是简单地发放消费券和进行消费补贴，而要在未来居民资产的安全性、收益性和收入的可得性上进行一些调整，这是很重要的。
　　这就决定了我们目前的“扩消费”或者说“消费修复”，首先需要进行短期的一次性消费托举，这个事要做，但不能简单化。因为任何一个短期大剂量刺激都会产生后遗症。
　　大家可以看到，美国进行消费刺激后，它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为每户居民提供各种收入计划，已经产生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如通货膨胀、金融动荡、劳动力市场变异等。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美国扩消费的收益，也要看到它扩消费的成本。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中国的情况采取恰当的手段。
　　对于中国来讲，我们既要看到消费的复杂性，也要看到消费政策的实施缺乏一些抓手，同时，通过保主体、保就业从而来保消费的逻辑很明显。因此，我们不仅要采取一定的逆周期政策，使消费修复和消费扩张达到一个新高度，同时还要专注于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要在消费上给大家建立很好的安全网，从而使审慎性的储蓄有所下降，进一步推进中长期消费的升级和消费的提速。
　
　财政政策将回归“积极”定位 一些动作已经很大
　　NBD：上半年，一些市场主体预期不稳、信心不足，主要问题出在哪儿？
　　刘元春：我觉得，主要宏观政策的定位还是出现了一些偏差。
　　比如，我们发了这么多钞票和信贷，但是大量的信贷都集中在国有企业、头部企业、投融资平台，在它们和金融部门之间打转，落到民营经济头上较少，也就是说，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很精准，不仅没有起到助推经济复苏的作用，反而产生了新的扭曲。
　　所以，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个预期的问题，同时还有宏观定位以及微观落地的这些问题。
　　NBD：下半年可能会拿出哪些新的政策工具？
　　刘元春：目前可能很多人都在等政策，都希望政府能够明确一揽子刺激计划。但从中央政治局几次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各大部门的一些措施来看，实际上已经在行动。
　　首先，李强总理已经表态，要围绕稳增长、稳就业、防风险等，及时出台、抓紧实施一批针对性、组合性、协同性强的政策措施。第二，从中央到各部委已经召开了好几次座谈会来稳定各类企业家的信心，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在为下一步政策推出作铺垫。第三，在支持中小微企业上，新一轮的减税降费方案已经出台。
　　更重要的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一些举措开始陆续推出，虽然宣传力度不大，但实际上它在扩消费、保证资金的流动性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宽松。同时，LPR已经下降了10个基点，这是货币政策再定位的一个象征。
　　我们现在应该直面问题，告诉市场主体，我们准备如何解决问题。因为去年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后，大家的预期很高，很多人在一些市场人士的鼓动下，期盼一种强劲的刺激政策，导致大众对宏观调控的性质、定位和工具使用方式产生了一些过高的期望。
　　实际上，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些动作已经很大，并且会产生一些很强的效果。比如说，关于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是否要进行置换、是否要进行延期，目前大家在讨论，也在作相应的一些举措。更重要的是，下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回归到这个“积极”的定位。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对目前政府出台的政策作一个很好的梳理和把握。同时，政府也应前瞻性地将下一步的一些政策方案提前系统化、体系化地推出，从而有利于市场主体产生强烈的政策获得感，进一步调整他们的预期，形成一个向上的动能。
　
　分类、分层引导 通过“体感”来转变市场主体预期
　　NBD：考虑到这一轮复苏的复杂性，目前有没有立竿见影的应对办法？
　　刘元春：经济复苏，并不是靠哪一项政策通过一两个月就能解决的，我们一定要跟大众说清楚。
　　这一轮复苏是复杂的，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更有体制性的一些因素。因此我们设计的稳增长、稳就业、控风险、调结构方案，不是简单地全由逆周期政策来主导，而是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统一形成的。如果按照很多人讲的发消费券、发特别国债，花几万亿就能解决，那成本当然很低，也用不着那么复杂。
　　同时，从政府端来讲，就是要直面问题，明确表达解决办法。如果一直回避问题，不仅会出现预期差的问题，还会导致信心扭曲。所以，加强政府与市场主体的沟通是非常必要的。
　　NBD：下一步要想提高市场主体的“体感”，有什么可行之策？
　　刘元春：我们必须了解，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些新的规律，在复苏分化的过程中，大家看到的总是些“坏”的边际上的调整，而没有看到“好”的。所以，我们的宏观调控，特别是预期管理，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对冲。
　　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对于一般性政策的“体感”不足，这时候可能就要相应地加大政策剂量。虽然不是“大水漫灌”，但一定要有一个总量性的宽松，使市场主体有获得感、有“体感”，通过这种感觉来转变他的预期。
　　如果一个政策起不到转变预期、引领预期、调整信心的作用，不管它设计得多巧妙，如果不能够起到一个杠杆性的作用，那效果就要大打折扣。
　　所以，我认为，应对调整预期的政策方式进一步加深研究。比如，对市场主体，可能要分类、分层、分区域进行预期引导，而不是简单说“我们要改善营商环境”。实际上，很多小微企业更关心的是它的盈利能力，政府对它的关注度，而不是从法律角度巩固产权。
　　也就是说，预期引领的方式，要有一些新的举措，要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