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可持续资产投资远未步入正轨 分别发布E、S和G评级更有意义

每经记者 张静 每经编辑 文多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的热议，ESG投资已成为金融市场焦点。
　　ESG包含了环境、社会、治理三层评价指标，旨在为量化公司资产的非财务风险。ESG在国内的起点为2018年MSCI宣布将A股纳入新兴市场指数，此后ESG投资热度不断升温，监管部门、上市公司、评级公司以及投资机构对此反应积极。
　　目前，全球金融市场逐渐形成了包括投资理念、监管政策、信息披露、评级体系和投资实践在内的完整的ESG投资生态，但关于ESG披露标准，以及它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如何影响资产价格和估值、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减排中的作用等方面，仍有诸多讨论和争议。
　　就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对话雷丁大学亨利商学院ICMA中心金融市场银行项目主席兼总监，欧盟（EU）可持续金融高级别专家组的受邀成员Brian Scott-Quinn。
　
　ESG投资远未步入正轨
　　NBD：近年来，全球疫情持续、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等问题日益突出，使ESG理念成为全球经济绿色转型、减排减碳、可持续发展的共识。您如何看待ESG相关讨论在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性？
　　Brian Scott-Quinn：其实，我怀疑今天是否就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达成了共识。在某些方面，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产品的短缺，导致新的高碳勘探项目继续推进，我们一直在倒退。就ESG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而言，现在有大量的“噪音”，很多基金或公司自己声称是绿色的。但实践中，大部分是“洗绿”，即一家公司或基金称自身是绿色的，但如果更详细地探究其绿色的主张，结果却不是真的。
　　NBD：在ESG标准方面，国际上已形成数十个ESG相关信息披露制度。主流标准包括GRI、SASB、TCFD、IIRC、CDP标准等。目前，ISSB已宣布将制定一个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基准披露标准，为投资者和资本市场提供涵盖三个重要的ESG问题，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风险和机遇的信息。您认为制定一个通用的ESG框架重要吗？为什么？
　　Brian Scott-Quinn：正如我们在国际上对传统会计报告的规定一样，制定统一的规则当然很重要。否则，公司和基金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使他们能够声称自己是绿色的，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所以ISSB制定的标准对于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绝对至关重要，因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每年仍在继续上升。如果不大幅增加可持续资产和ESG类资产的融资，我们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NBD：如果有ESG披露标准的全球框架，您认为设计和实施此类标准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Brian Scott-Quinn：最大的挑战仍然是缺乏数据和数据质量差。如果不就所需的数据以及对详细数据收集基础设施的投资达成一致，我们就无法获得有用的ESG披露。数据必须非常详细，以便公司能够了解他们在全球拥有或购买的每个工厂的真正的ESG特征。
　　NBD：目前，ESG投资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如何，遇到了哪些问题和挑战？ESG投资对金融市场有何影响？
　　Brian Scott-Quinn：我想说，在为实际资产供应的巨大增长提供融资方面，ESG对金融市场的影响非常有限，这些资产包括风能、太阳能、核能和合成燃料、氢生产、直接空气碳捕获（DACC）以及电动和氢汽车等。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在为新的真正可持续资产投资的巨大增长提供资金方面，还远远没有走上正轨。这是阻止世界变得对人类、动物和植物来说越来越不宜居住所必需的。
　
　E、S和G评级更有意义
　　NBD：对于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是什么？如何通过ESG披露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实现减排减碳？
　　Brian Scott-Quinn：对于金融机构，所需的是，基金减少出售其高碳资产，以实现“绿色”，而公司更多地投资于新的实物资产。就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而言，目前它们仅将年度投资预算的10%左右投资于清洁能源……如果它们不迅速提高这一比例，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实现成功的能源转型。目前，ESG披露不如投资公司和基金在新的真实清洁资产中进行实际投资重要。
　　NBD：您曾就ESG问题向多家国际银行提供战略建议，我知道您在银行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您能否分享下银行ESG投资的建议？
　　Brian Scott-Quinn：根据我的工作经验，不幸的是，银行和投资者不得不依赖于公司所作的披露，而公司又依赖于能够获取所需数据的数据收集人员。在这之前，银行和投资者实际上只是猜测一家公司是否真正环保和绿色。
　　此外，评级机构停止发布“ESG”评级，而分别发布E、S和G评级将更有意义。其中每一项都在研究公司行为的一个非常不同的方面。将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进行单一评级就像将苹果、李子和橙子加在一起，然后被告知一家商店只销售“袋装水果”，但不同商店的比例可能不同。目前，每个ESG评级公司在E、S和G之间都有自己的偏好比率。例如，一家评级公司给特斯拉的评级很低，因为它在S和G上的评级不好，它给埃克森美孚的评级相对较高，是因为它优于其他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因此，评级实际上是相对于该行业的其他公司而言的。
　　这就像一个水果销售公司告诉你，它的李子虽然很多都腐烂了，但比竞争对手的李子腐烂得少，所以它们的评级都很高。
　　NBD：如果各国要实现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您认为哪些领域的脱碳至关重要？关于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ESG问题，您认为哪些公司需要出具ESG报告？
　　Brian Scott-Quinn：当然，答案是所有部门。但主要是能源、交通、农业食品和森林产品、材料、建筑和施工。应要求所有“大型”公司提交ESG报告。
　　NBD：根据您的研究，企业如何看待ESG报告？如何判断企业ESG披露的质量？投资者如何识别真正的ESG公司？
　　Brian Scott-Quinn：识别真正的ESG公司需要大量知识和理解，唯一的方法可能是阅读非政府组织（NGO）的详细研究，这些组织试图发现关于个别公司的真相。
　
　IPR或影响资产估值
　　NBD：气候变化造成的物理损害的影响，以及法规和技术的潜在变化，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公司业绩？除了环境［E］，根据你的研究，E S中的“S”变得越来越重要。［S］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S］如何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财务业绩？
　　Brian Scott-Quinn：环境［E］，我更喜欢欧盟的方法，这是一种“双重”视角——公司对环境的影响和环境对公司的影响，该方法涵盖E和S。S本质上是关于平等和公平的。因此，男女应该在包括工资等方面平等对待，不同民族应该平等对待等。此外，童工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NBD：ESG投资是否已经对公司资产价值产生了影响，是否会成为未来公司估值的重要指标之一？
　　Brian Scott-Quinn：如果高排放企业没有通过减少排放来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日益严重的损害，而金融公司也没有减少对这些企业的投资或增加对新清洁资产的投资，那么它们面临的风险就来自于被称为“不可避免的政策反应”（IPR）。这是政府和监管机构几乎不可避免的反应，对于到那时还没有特别认真对待气候风险的公司来说，这可能会产生代价高昂的影响。就银行和投资者而言，其可能会发现他们的投资组合持有许多定价错误（定价过高）的贷款、债券和股票，从而使它们面临巨大的投资组合风险。此外，可能会有更多针对非可持续公司的诉讼案件。
　　NBD：您在《商业和投资银行业务以及国际信贷和资本市场：全球金融业及其治理指南》一书中，讨论了清洁能源转型的融资和投资机会。我知道您是Penultimate Power UK Ltd（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也简称SMR）的融资顾问。您能描述一下SMR和氢能投资的现状和前景吗？
　　Brian Scott-Quinn：SMR，或者更确切地说，先进核技术，才刚刚开始起步，中国是唯一一个运行这种反应堆的国家。美国和加拿大落后几年，但很可能会赶上。到2030年，我认为它们将开始对能源市场（热力和电力）产生影响。
　　氢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但仍受到电解厂升级速度以及管道运输扩大规模速度的限制。
　　NBD：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中国作出了明确的“双碳”承诺，提高了ESG在中国的知名度。您如何看待中国在推动ESG发展方面的参与和贡献？它可能对全球ESG领域的进展产生什么影响？
　　Brian Scott-Quinn：为实现承诺，中国国有公用事业公司已承诺在“十四五”期间大力投资太阳能和风能……它拥有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的可再生能源以及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核电容量。当然，它也是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但问题是它仍然是最大的煤炭消费国，要消除这一点需要很多年。
　　NBD：您如何看待中国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上市公司的ESG披露，有哪些不足？
　　Brian Scott-Quinn：我认为我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回答这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型国有银行仍然是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的大型融资提供者，因此它们是“融资排放”和“气候融资”的主要贡献者。
　
　Brian Scott-Quinn简介：
　　大学金融学者，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中心的创始人和主席，教授银行和金融科技。同时也是非执行董事（NED）和企业家。他提供专注于银行和金融科技以及基础设施/房地产融资和机构投资的高管教育课程，其中包括“能源转型——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在减缓气候变化中的作用”这一主题。
　　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曾在资产管理、企业贷款、投资银行和债务资本市场工作，早期的咨询工作包括：西太平洋银行（建立投资银行部门），NM罗斯柴尔德（建立新的贸易部门），加拿大人寿保险（就其对结构性资产的拟议投资［CDO］提供咨询），澳大利亚共同公积金（AMP）（就构建新的英国资产管理部门以服务第三方客户提供建议），迪拜硕亚资本（为资产管理、股权IPO和交易建立新的IT系统），伦敦证券交易所（内部团队新技术顾问），SWX欧洲（贸易点市场咨询小组成员），迪拜证券交易所和DIFX（董事会成员奥萨马·埃尔·安萨里博士的战略顾问）等。
　　1978/1979年，他曾担任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第一任财政大臣阿贝拉翁豪勋爵（杰弗里·豪）的货币政策顾问。同时，他也是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二级债券市场透明度行业工作组的成员。欧盟（EU）可持续金融高级别专家组的受邀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