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雀三号升空背后，谁在改写中国商业航天版图？

每经记者 淡忠奎 刘旭强 每经编辑 刘艳美
　　朱雀腾飞，逐梦星河。
　　12月3日，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遥一运载火箭成功首飞入轨，但未能如愿完成火箭一级回收验证任务。作为中国商业航天首次进行的可重复使用火箭轨道级发射验证，这次任务积累起了宝贵的经验和数据，是值得铭记的重要一步。
　　当前，商业航天已成为大国竞逐的新焦点。中国商业航天自2015年起步，如今正迎来“技术突破”和“规模爆发”双重拐点。
　　产业扩张期加速到来，各地也在加紧布局。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20个省份已出台支持政策，角力商业航天。从低成本、高可靠、快响应、可复用的商业运载火箭建设，到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卫星应用等领域，谁又能率先突围？
　
　集体“攻坚”
　　航天工业强弱，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科技水平和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准。而作为以市场为主导、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航天，是航天工业的新生力量，覆盖火箭发射、卫星应用和太空旅游等领域。
　　在上海交大教授、国家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黄朝峰等看来，商业航天既是激活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更是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
　　一方面，从全球看，轨道和频谱是太空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国际电信联盟（ITU）的“先登先占”原则，引发全球范围激烈竞速与争夺。目前，我国规划部署了千帆星座、国网星座等万星星座计划，但截至2025年11月，这两个星座计划累计发射仅230颗卫星。
　　“星多箭少、运力不足”是突出瓶颈。根据华泰证券研报，从星座计划的卫星规划数量和发射情况看，发射运力不足是卫星组网进度缓慢的核心因素之一。随着我国可回收火箭技术逐渐成熟，可回收火箭有望缩短发射周期，提升发射密度，进而加快卫星互联网组网进程。
　　另一方面，数据显示，一型运载火箭发动机和箭体结构占总硬件成本比例最大，一级推进器占比约77.8%，回收也将产生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以满足低轨星座“高密度、低成本”的发射需求。
　　眼下，国内商业火箭企业正集体“攻坚”大运力液体可回收火箭，力争加快实现技术瓶颈突破。
　
　潜力巨大
　　时间回到2015年，当SpaceX旗下猎鹰9号火箭首次完成回收时，我国商业航天才刚刚起步。
　　这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航天领域”，被视为“中国商业航天元年”。
　　随着政策破冰，蓝箭航天、零壹空间等民营企业纷纷入局，支撑我国商业航天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0年前，中国商业航天企业不足10家，而截至目前，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
　在西北工业大学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田庆锋看来，商业航天推动航天活动从“国家工程”向“市场驱动”转变，传统航天由政府主导，侧重国家战略，而商业航天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商业利润。这二者在技术、人才和产业上相互促进，互为补充。
　　随着产业规模快速增长，我国商业航天已形成覆盖上游制造、中游发射与运营、下游应用服务的全链条生态。
　　从上游航天器及其配套制造来看，聚焦液体火箭的蓝箭航天、星际荣耀、深蓝航天等，以及聚焦固体火箭的星河动力、中科宇航、东方空间等，共同组成运载火箭研发制造的民营力量，天兵科技、九州云箭等则持续专注运载火箭发动机的设计。
　　与此同时，天仪研究院、微纳星空等主要深耕微小卫星，银河航天、长光卫星等瞄准星座卫星，而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中心、航天驭星、遨天科技、紫微科技等则关注卫星载荷、推进系统等卫星核心部件，形成紧密的合作分工。
　　华西证券分析，我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从2015年约0.38万亿元增长至2024年2.3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22%。若按照25%的增速计算，2030年我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有望逼近10万亿元，展现出巨大增长潜力。
　　近日发布的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难预见，中国商业航天正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期。
　　在田庆锋看来，通过深化产业链协同、拓展全球化布局、挖掘新兴应用场景，行业有望在2030年前实现“平民化航天经济”。
　　不过，他也指出，中国商业航天还存在成本较高、盈利压力大、技术水平有差距、国际话语权不足等问题，需要优化机制和政策，系统推进商业航天体系建设，打造商业航天新模式新业态。
　
　地方角力
　　当前，发展商业航天已然上升为关乎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性任务，各地也正以政策引导、资本赋能、工程牵引等方式，重塑产业竞争新优势。
　　目前，我国已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在火箭研发制造、卫星制造等领域形成先发优势。比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和大兴区汇聚了全国70%以上的民营火箭整箭研制企业。
　　区域的实力也能从相关规划目标中窥见。
　　根据《上海市促进商业航天发展打造空间信息产业高地行动计划（2023~2025年）》，上海到2025年要形成年产50发商业火箭、600颗商业卫星的批量化制造能力，实现空间信息产业规模突破2000亿元。北京也在《北京市加快商业航天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8年）》中提出，深化“南箭北星”产业空间格局，壮大商业航天千亿元级产业集群。广东则在相关规划中提出，到2026年，全省商业航天及关联产业规模力争达到3000亿元，产业发展能级显著提升。
　　这些产值目标在统计口径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是达到千亿元级规模已是竞争商业航天“第一梯队”的门槛。
　　从融资情况来看，北京、上海等地也是重点区域。今年初，《中国航天》杂志刊发的《2024年中国商业航天发展回顾与展望》披露，2024年我国商业航天领域共发生融资52起，合计披露融资金额150亿元，其中卫星运营、火箭制造和卫星制造领域融资金额分别占43%、30%、16%。
　　从较大规模融资事件来看，北京有7次，上海5次，江苏4次，广东、山东、福建、天津、陕西各1次。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出这些区域商业航天企业的发展潜力。
　　北京、上海、广东身后，湖北、陕西、四川等地也均出台支持政策，提出要打造千亿元级商业航天产业集群。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20个省份已经出台商业航天支持政策，其中北京、湖北、陕西、广东、海南出台商业航天地方法规数量最多，分别为125件、99件、56件、52件、47件。
　　这种竞逐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商业航天加速发展，但也要警惕同质化竞争导致的资源错配。在黄朝峰看来，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存在产业协同缺失、资源分散现象。要建立国家战略、产业规划、区域协同三位一体的推进机制，着力破除部门壁垒与区域分割，推动区域差异化定位。
　　比如，将环渤海地区定位为技术策源与总部中心区、长三角地区定位为高端制造与创新应用示范区、中西部地区定位为重大装备制造与发射承载区，引导地方结合区位优势错位发展。
　　从目前来看，各地商业航天产业布局仍处于“等风来”向“乘风起”过渡的关键阶段，谁能率先跳出同质化竞争，在更大范围内协同合作，谁就更有希望在商业航天新一轮发展中乘势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