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研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要提升收入和公共服务 破除居民不愿消费后顾之忧
每经记者 李宣璋 每经编辑 陈旭
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回顾2023年，在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增长动能不足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取得了同比增长5.2%的成绩。迈入2024年，我国经济增长会面临什么样的趋势？怎样挖掘经济增长潜力？提振消费该如何有针对性地施策……
带着这些问题，在2024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对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进行了专访。
横向需求空间和纵向产业升级空间打开，经济增长潜能就会非常可观
NBD：您认为今年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如何？
刘世锦：从大的方面来讲，中国经济处在转型期，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近几年，我国实际上处在一个中速增长阶段。前一段时期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转型的进程，但从去年开始，我国基本摆脱了新冠疫情的干扰，逐步回归到正常的增长轨道上。
2023年，我国GDP增长了5.2%。但需要注意的是，2022年增速的基数相对比较低。2022到2023年两年间平均增速实际上是4.1%，这是低于中国现阶段潜在增长率水平的。
按照现在的学术研究，经济界普遍认为中国目前的潜在增长水平在5%左右。我们期待2024年能从过去几年受新冠疫情冲击的轨迹上摆脱出来，回归到正常增长路径上。
所以2024年非常关键，希望全年能够达到并保持潜在的增长水平。经过努力，这是有可能实现的。
NBD：从长期视角看，当下应当如何挖掘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保障经济始终运行在合理区间？
刘世锦：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是5%左右，那么增长的潜能主要在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的人均GDP约为1.3万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只有一步之遥。最近一两年里，我们能不能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国家提出了中长期的发展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大概是3万到4万美元。与目前相比，有差不多2万美元的增长空间，这就是我们的追赶潜能，主要依靠服务业的增长和农业、工业的转型升级。
另外，最近几年随着新的技术革命，依靠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两大新技术革命的驱动，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增长潜能。追赶潜能和新技术潜能融合在一起，在国际范围内就会形成我们新的竞争优势。所以，关键是我们怎样把这些潜力给利用好。具体来说，要特别重视两个方面的增长空间。
一方面是横向的，我国现在有9亿中低收入群体，怎么把这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往上提升，让其中一部分人能够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说到2035年的时候，中等收入群体由目前的4亿左右能够翻一番，达到8亿~9亿人。这样的话，需求潜力就可以极大释放出来。
另一方面是从纵向来看，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既要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又要发展各种新的增长点，特别是新技术所驱动的增长空间，这方面的机会是很多的，比如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未来增长空间，再比如新能源汽车等。
概括来讲，一方面是要扩展横向的需求空间，另一方面是打开纵向的产业升级空间，那么，中国下一步的增长潜能就会非常可观。
当前发展型消费面临阻力 破解之道是提升基本公共服务
NBD：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如何发掘新质生产力来推动高质量发展？能否结合实例谈谈诸如新能源、新材料或人工智能领域内，新质生产力是如何带来产业结构变革和消费升级的？
刘世锦：新质生产力，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利用新技术全方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高质量发展并非只是口号和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具体内容的，从经济工作的角度而言，也是有相关指标要求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然也包括劳动生产率。
那怎么来提升？数字技术和新的绿色技术，为我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开辟了日益增多的新赛道。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最新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超出想象。在绿色转型方面，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以来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一大批低碳绿色新产业的快速增长。
过去我们讲环境保护、绿色转型的时候，很多人是有顾虑的。他们认为这和经济增长会产生矛盾，要搞环保和绿色转型，经济增长速度就可能下降。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就是在原有技术体系之内做文章，那的确有可能影响经济增长。
但如果换个思路，立足于创新，用一套新的技术来解决绿色转型的问题，结果就会不一样。比如与传统的发电方式相比，光伏发电的碳排放是大幅下降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后，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接近甚至低于传统的燃煤发电成本，这在经济上就是具有竞争力的。
所以，利用新技术驱动相关产业，也就体现出新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支撑的。
NBD：消费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当前我国消费市场恢复向好的基础仍不牢固，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要让居民敢于消费，应如何有针对性地施策？
刘世锦：当前部分居民不敢消费的原因有多方面，还是存在后顾之忧，比如担心现在把钱花了，今后没有收入了怎么办，为此会选择预防性储蓄。这说明我们的社保体系还没有完全跟上，但更重要的是居民手头的收入还不够多，如果居民收入不能持续增加，他们不会有足够的底气来消费。
有一种认知，以为居民不愿意消费是一个主观认识问题。这是把问题理解错了。关键是要给居民收入增长创造条件，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只要收入能够不断增长，消费潜力就会源源不断释放出来。
近年来，在居民的消费结构中，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他们的生存型消费即衣食住行需求基本上满足了，包括贫困地区居民的吃饭穿衣、居住保障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扩大消费的重点应该放在发展型消费上面。
发展型消费，就是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需求。城市的中等收入群体，多年来因为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而普遍感到焦虑，这实际上是扩大消费面临的突出问题。消费升级是通过结构变化来体现的，而并非只靠某种消费的增长。
当生存型消费稳定以后，发展型消费得往上走，但是目前发展型消费面临阻力。发展型消费和生存型消费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一般是采用公共服务或者集体消费的方式。
例如，社保就是各级政府要构建一个大的保障网络，它是一种互助共济的方式。个人想解决社保问题，如果没有社保网络的话，也是解决不了的。
换句话说，对于发展型消费来说，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非常重要。但是目前各类人群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存在比较大的差别，缺口最大的是近3亿农民工，这样就会限制这部分人群的发展型消费。
所以，当前解决消费的问题重点是发展型消费，而发展型消费重点关注的人群是进城农民工。
无论生存型消费还是发展型消费，最后都要落在提升收入上，根本的途径是推动改革开放，进一步提升要素的市场化流动，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让更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融入城市。中国下一步有可能迎来新一轮城镇化浪潮，就是在已有核心城市周边地区拓展都市圈，让大量中小城镇发展起来。
概括来讲，解决当前的消费问题，我认为重点是发展型消费；从社会人群来说，重点是农民工，特别是进城农民工；从方法来说，要推动新一轮的城镇化浪潮。
房地产固投持续下滑背景下 需强化服务业投资
NBD：当前我们强调要推动有效投资和精准投资，以优化投资结构并提高投资效率。您认为应该如何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创新驱动和民生领域？
刘世锦：过去我们的投资主要靠三驾马车——基建、房地产、制造业，但近两三年来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方面房地产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近两年下降的幅度比较大，目前依然处在负增长阶段；另一方面基建投资也遇到了瓶颈，地方上普遍反映一是缺钱，二是缺少好的项目。
我认为下一步基建投资仍然会继续推进，但重点是要和都市圈的建设结合起来，这样投资效率才会比较高。而制造业投资要转向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相关领域，要带动生产率提升，比如投向一些未来产业。
除此之外，我想特别强调服务业投资。服务业投资近几年增长速度很快，这和发展型消费是相配套的。近两三年，在整个投资比重的排序里，房地产持续下滑，下一步要重视、强化服务业投资。
NBD：面对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和全球产业链重构，我国对外贸易应如何实现由量到质的转变？如何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多边机制，推动外贸结构多元化和高端化？
刘世锦：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重要的增长动能，中国的出口不能放松，不论是量和质，都要提升。
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要发展实体经济，以制造业为本，稳定制造业的比重。不过一定要搞清楚，从全球范围而言，要让中国制造业保持竞争力，一定意味着制造业的市场除了国内以外，还要有相当一部分市场是面向海外。所以，我们要保持比较高的制造业比重，就一定要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尤其是通过数字化或绿色化转型，提升它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
近两年来，全球市场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比如去年中国的汽车出口首次位居世界第一。另外，我们的“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太阳能电池和锂电池）出口已经达到上万亿元，这都是一些新的出口品类。所以，中国在出口方面有新东西，有新的竞争力比较强的品类。
从更大的范围而言，下一步要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利用高标准的区域市场协定，通过对外开放来推动国内的改革。现在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力量比较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有战略定力，要实现更高标准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更加主动的措施。比如开放通常讲究对等，而在有些情况下，看准了我们可以单边率先开放，先走一步带动对方，发挥引领作用。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目前我们很多产品和服务在国际上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推动竞争、推动开放，对国家发展是有好处的，对全球化的进程以及全球经济的繁荣和社会进步也是有好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