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采集、呈现、考古……文博人把AI用明白了

每经记者 丁舟洋 杜蔚 每经编辑 刘林鹏 宋红 易启江
　　游客终于能看乾隆曾使用的金瓯永固杯，独特的质感细腻可见——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故宫博物院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上新”——两万件院藏文物高清数字影像全新发布。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唐韩滉五牛图》高清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点击数倍放大按钮，牛的睫毛清晰可见，骨骼转折筋肉缠裹，姿态真切生动。
　　乾隆每逢跨年之际都会使用的金瓯永固杯，是清宫内不多见的帝王专用饮酒器，也被清代帝王视为珍贵的祖传器物。高清放大下，精湛的工艺与独特的质感细腻可见。
　　这些陈列于故宫博物院的国宝，打开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的公开网页，就可随时随地高清放大观摩线下参观中看不到的细节。
　　数字化打开全新文物世界，不仅能看，还能沉浸式体验。
　　敦煌研究院上新的“数字藏经洞”，是全球首个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公众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洞窟里的壁画、彩塑和碑文等细节，还可以通过人物角色扮演，“穿越”到4个不同时段，与洪辩法师等8位历史人物互动，“亲历”藏经洞的前世今生。
　　所有的过去，皆是未来！因为一座博物馆、一处文化遗址而来到一座城，文博因数字化的深度参与“活起来”又“火起来”。
　　“进宫”拍文物前后六年，《我在故宫修文物》《我在故宫六百年》纪录片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君健发现，“故宫人们”对数字化的心态之开放。
　　梁君健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大家不能只是守着它，还要让它参与到每个不同的时代中去。”
　　文物无声，甚至注定消亡在时间的长河中，中国一代代文物人们却在倾心保护为之铸刻数字编码，它们以数字虚拟的方式永远储存于中华文明的基因库里，告诉你“何以中国”。
　
　数字化采集
　为脆弱的莫高窟，建永久保存历史档案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活。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这是余秋雨对敦煌莫高窟的描述。
　　然而这样壮阔的生命，却在不可避免地缓慢消逝。
　　“敦煌石窟文物非常脆弱，壁画绘制在泥质地仗上，敦煌研究院采取各种科技手段保护它，留存人类文化瑰宝，延长文物寿命”。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胜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气候环境，温湿度变化，都会影响石窟中壁画、彩塑。自然规律平等地加诸于万事万物，莫高窟亦是不可再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出差时，看到有人在一个很厚的笔记本电脑前看照片，看完后就关上了电脑。“樊院长忍不住问他，你这照片不会丢吗？对方说，这是数字的东西，这次关上，下次还可以把它打开。樊院长敏锐地感受到，这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的——永久保存的历史档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一书中了解到敦煌文物数字化的起源。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敦煌研究院的数字化工作现在已有一百多人的专业团队。
　　据丁小胜介绍，对敦煌石窟文物的数字化采集，远不是拍张照那么简单。“文物在变化，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地把所有信息全部获取下来，这个工作是带有抢救性的。”
　　现在，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数据采集已从二维拓展到三维。不仅要高保真记录壁画信息，还要获取精准的空间结构信息。目前已经完成了莫高窟290个洞窟的壁画数字化采集，44身彩塑的三维重建等多元化的文物数字化成果，而这个工作还在继续。
　　莫高窟壁画的数字化采集，远不是普通公众想象的拍张照这么简单的事情。
　　“敦煌石窟属于不可移动文物的范畴，从理论上讲，在壁面前架设轨道，形成一个壁面平行面，进行逐格逐行分幅拍摄，最后融合处理成一整幅壁画图像。但实际上有很多复杂情况，比如有的洞窟空间狭窄，正常设备无法布置，怎么完成采集？”狭窄空间，只是数字化团队在洞窟数据采集中遇到的挑战之一，还有被烟熏过的壁画，曲面或反光的壁画……“一套技术或设备解决不了所有问题，需要针对不同情况，使用针对性的方法和技术手段来解决。”
　
　数字化呈现
　把全流域、全时段的大运河，搬进博物馆
　　一条大运河，千年江南兴。作为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中国大运河孕育了灿烂的运河文明。淌淌流过的运河，犹如“大地的史诗”诉说古往今来。
　　高科技数字化，把全流域、全时段的大运河搬进博物馆成为现实。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以下简称‘中运博’）虽然有2万平米的展馆，但跟大运河2700公里的长度比起来，所能表现的内容极其有限，因为沿岸有58个遗产点，还有1000多个非遗，要在博物馆里面展出是不可能的。但是借用数字化，就能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中运博副馆长徐飞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化是文博单位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
　　这个面向公众开放还不到两年的博物馆，是博物馆业界公认的“沉浸式体验天花板”，也是吸引游客打卡游览的网红博物馆。
　　顺着各个朝代的船模慢慢前行，观众们来到一个被环形银幕包围的大型复原古船，站在甲板上，流水哗啦，两岸景象游移，犹如身临其境地行舟于古代大运河之上。这是中运博“运河上的舟楫”一馆，徐飞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是博物馆中科技含量最高的一个馆。“25台投影机营造虚拟现实的效果，周围的虚拟景象都有严格的历史依据，和一般的娱乐节目有很大的区别。”
　　“现在对于数字化的需求很多人弄颠倒了，成了数字化为依托，然后把我们的历史文化往上填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徐飞指出，“数字化企业要服务于我们的文博场所，而不是文博场所被他们牵着走，必须由我们来主导才行，数字化应该服从于文化历史的需求。”
　　桥梁、大型铁器、巨型石刻……大运河沿岸散布了诸多不可移动的文物和遗址，也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搬迁”到了中运博。
　　徐飞以一号展厅的两个巨型南朝石刻为例道，“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角度，六朝石刻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不可以搬迁的。但我们先对它进行三维数据的采集，然后3D打印，最后把它‘轻质搬运’到展厅里。”
　　所谓的“轻质”，是因为南朝石刻很重，但在3D打印时可以内部空心，“外部由玻璃钢做成，最外层采用石刻质感装饰。它所反映的历史信息和艺术信息几乎跟六朝石刻没有太大区别，达到了把历史文化的信息展现给观众的目的。”
　　在徐飞看来，数字化为文物保护和展览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数字化产品也能达到宣传文物本体的作用。最重要的事，减少观众接触文物本体的频次，对文物保护至关重要。”
　
　数字化考古
　文物缺失的信息，或通过AI在某地找到
　　三星堆文明鲜明的地方特征，是中华文明早期阶段多样性、丰富性的生动实例。著名先秦史学者李学勤先生曾说：“如果没有对古蜀文明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
　　于文物而言，数字化的应用帮它们抵御了自然，也帮它们对抗了时间。在这个方面，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的三星堆遗址是我国科技考古的领头军。
　　“考古是门科学，不能死脑子，既要动手去发掘保护它，还动手去传播发扬它。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就开始发展数字化。数字化的应用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便于高清晰记录和后续反复研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三星堆考古发掘总领队唐飞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图像是记录考古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三星堆的数字化始于数码相机代替胶片相机。
　　“我们考古的所有信息都需要记录，文物与遗迹是共生关系，所以有些文物刚发掘出来就没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利用数字就能够很好地把它永久记录下来。”
　　随着画面像素不断增大，三星堆遗址对文物的记录信息越来越清楚，研究者也看到了更多细节。“文物的钥匙要么在库房，要么在展览场。借助数字，全球的文物专家都可以冲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随时来研究观摩三星堆文物。”唐飞表示。
　　时至今日，唐飞还活跃在一线的考古现场，他也曾参与过金沙遗址的挖掘，“数字化是文物的千里眼，更是放大镜和显微镜。”
　　唐飞以象牙雕刻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举例道，头发丝般的雕刻，用肉眼观察十分平淡，但在“放大镜”下，就能看到从哪里开始雕刻、雕刻的顺序以及雕刻过程中用到的方法。“数字化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文物的铸造方法、模制方法等，甚至还能看到以前加工制造时留下一些痕迹。”
　　“文物的修复保护和后期研究也需要数字来辅助。”唐飞表示，以前文物修复，首先要把各类碎片一块块分类，然后拼起来进行物理加固，比如青铜器碎片，得先融化了再接，这当中难以避开一些危险动作，造成文物的破坏。“数字化下，文物可以进行模拟修复，能直接形成三维图，指导修复师每一块碎片的位置关系，进而完成文物的整体修复。”
　　ChatGPT的出现，让唐飞十分欣喜，他认为AI具备的强大记忆功能将助力文物修复开启新的里程碑。“如果一个陶器、瓷器碎成30多片，我们很容易就能把它快速拼起来，但如果是3000片、3万片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力肯定不如AI。因为，每一个碎片的形状都不一样，修复师的学习能力也各不相同。”
　　考古挖掘现场，往往是几十万块无序的碎片散落四处，唐飞直言，“修复师的工作量巨大且工作效率不高。一个熟练的技工，大概需要一周才能拼出一个器物。”
　　自去年开始，三星堆与科技公司开展了合作，希望使用新一代数字技术，助力考古科研和文物的数字研究，并建立三星堆遗址考古数据数字档案。
　　“AI学习能力很强，只要你投喂给它足够丰富的东西。未来AI将考古现场几十万块的碎片全部扫描后，进行器物的重塑，肯定比人快。”唐飞希望，三星堆遗址的科技考古试验田，以后也能应用到国内其他文博遗址中，“也许在未来，我们三星堆文物缺失的碎片或信息，通过AI还能在河南某个地方找寻回来。”
　
　数字化文博
　科技和文物不冰冷，文博因人熠熠生辉
　　数字作舟，文化铸魂。今年全国两会，“数字经济”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被提及。如何筑牢数字底座，让携带着中华文化基因的文物们，通过新的方式焕发活力，是一道属于文博人的时代命题。
　　要说数字化的效益，徐飞深有感触。
　　中运博打造耗资21亿元，让外界认为“烧钱”才能出精品。徐飞对此并不认同，他表示，重金打造，关键看打造出来的博物馆会不会有巨大的社会效益，以及这个社会效益打造出来后，能否转成经济效益。“今年没有疫情影响，中运博大概可以有250万观众，粗略估算将给扬州带来13亿元到15亿元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收入。”
　　“现在绝大多数博物馆免费开放，我觉得是个非常明智的举措。”徐飞认为，收门票对博物馆来讲有经济提升，但对整个城市的经济未必有太大的带动。“为了参观博物馆来访问你们城市的观众，成几何倍数地提高以后，博物馆对城市GDP的推动将远远大于门票带来的收入。”
　　在敦煌研究院的数字化采集团队中，“80后”“90后”占到80%以上，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
　　文物数字化工作，具有科技与艺术、科技与文化高度融合的特性，并不只是单一的技术集成，文物数字化团队在饱含深情地用“永久保存”人类的文化遗产，“永续利用”数字化成果资源。
　　文物因人熠熠生辉，非遗和文化也一定要靠人来传播。
　　在拍故宫之前，故宫对梁君健而言是旅游景点、是文化遗址。而在他将镜头对准守护故宫的文博人之后，故宫在梁君健心中的形象具体而鲜亮了起来。
　　梁君健深切地感到，故宫是由人组成的，也是由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故宫的建设者，维护者和研究者，因为他们，赋予了一个静止建筑的生命力。
　　在梁君健看来，读历史让我们看到一个个重要时刻，是因为人的故事和人的精神，历史才有它的价值。“放在时间的长河里，一个个人就是一朵浪花，每条河流不缺任何一朵浪花。但同时，历史实际上又都是由这些浪花构成的，每一滴水、每一朵浪花都是不可或缺的。”
　
　记 者 手 记
　文博人除肩负守护责任，也要探索创新式传播
　　今年上半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98天的展期，观展人数超42万人次，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超过4200人次走进展厅，刷新了中国博物馆收费特展的人数纪录。
　　近年来，大众对逛博物馆、看文物精品的诉求从未退热。一票难求、门庭若市成为文博景点的日常。博物馆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列为出游计划中的必选项。
　　文博热折射出现在整体的社会思潮——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历史寻根的需求。这一代代看似寂寞的文博人们，肩负着守护文博的责任，也必须探索创新式传播的问题。这需要坚守，更需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