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该如何正确“整顿职场”？

每经记者 赵李南 每经编辑 易启江
　　年轻人“整顿职场”成了热门话题。
　　在不同形式的“整顿职场”中，有毅然裸辞考公上岸的，有起诉公司并胜诉的，但也有愿意为了加班费而加班的。
　　“法定节假日加班，应该算三倍工资，但我们也没有，问了人事和老板，都没有回复，这个行业都是这样子。”在会展行业工作的张瑶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张瑶也参与过“整顿职场”，尝试过与公司沟通加班的事，但以失败告终，没有获得预期结果。
　　“现在这个情况，并不是大家都不愿意加班，你要不加班的话，根本不够生活的开销。”陈钦则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陈钦的故事，其实映射出年轻人“整顿”职场加班并非全是抵制加班，而是因为没有加班费或者加班费没有给足。
　　不过，近期几个新鲜出炉的判例给了劳动者不少底气，比如下班时间在家回公司微信，也可能被认定为加班，资方需要给加班费或进行调休。
　　同济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史靖宇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从心理学角度对如何“整顿职场”给出了相关建议。
　　记者进一步探究发现，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劳动时间的增长，属于相对正常的现象。想要经济增长和劳动时间缩短两者兼得，经济必须向高附加值转型。
　
　●以裸辞方式“整顿职场”的考公人
　　“整顿职场”到底是在整顿什么呢？网上流传着各种“整顿职场”的事迹，比如：准点下班、拒绝团建、敢于“仲裁”公司、怼天怼地怼老板、一言不合就走人。而对于李文来说，在“整顿职场”中，仅做到了“走人”这一项。
　　李文是山东人，今年24岁，之前从事教培行业，没有加班费，也没有调休。
　　“沟通结果就是我跑路了，老板表示不缺人。”李文说，他选择裸辞，脱产考公，目前已经上岸。
　　之前，李文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做了两年老师，薪资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怎么变过，“教培行业加班是普遍现象，而且教培没有周末。”在这家教育培训机构，也没有任何关于加班调休、加班费的规定。
　　“教培加班，就是给老板的别墅添砖。”李文打趣说。两年以后，李文辞职了，因为不想再加班。在教培机构，下班以后，他也会被要求保持及时回复的工作状态。
　　在李文的印象中，公司里像他一样离职的人挺多，且基本上都是加班的缘故导致。没结婚没孩子的，裸辞的也不少。“不裸辞的，也基本上是因为有家庭要顾及。”
　　“我家在本地，也没有车房压力，所以裸不裸辞都无所谓。”辞职以后，李文开始全力备战公务员考试。
　　通过考公，李文成功地切换了工作。现在这份工作，会让李文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让他觉得可以更好地体现个人价值。相比之下，在教培机构里，李文更多的精力不是放在工作上，而是在本职工作以外的地方，比如打扫教室之类的。
　　尽管目前的职业在工作时间里劳动强度更大更辛苦，但李文感觉自己的状态明显不一样了，“甚至生活习惯都更好了。”
　
　●“整顿职场”失败的会展人
　　张瑶在会展行业工作了5年，公司是一家民企，工作并不轻松。
　　在张瑶的社交平台上，关于“加班”的内容不少。“朋友约我的时候，（我）经常没空。”
　　张瑶今年27岁，单身，业余时间喜欢看看书、摄影、压压马路。
　　“近两个月平均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左右，周末都在加班。”张瑶表示。
　　对于工作日加班，张瑶所在的公司没有加班费。只有在周末加班时，以4个小时为单位，4个小时算半天，8个小时算一天，可以用于调休。
　　张瑶感觉付出和回报不是很对等，“满意度为70%。”她也曾尝试“整顿职场”，与公司沟通关于加班的问题，但“整顿”以失败告终，没有获得预期结果。
　　在张瑶看来，她的情况也属于正常，如果不换一个行业，很难解决工作时长问题。
　　张瑶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如果还是在这个行业，（加班情况）是改变不了的，虽然其他公司的加班制度会完善一些，不是每一家公司的加班制度都很不合理，比如（其他公司）会有餐补，加班到十点，打车可以报销等。”
　　毕业这些年，张瑶换了三份工作。回到家后，都已没有太多的空余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有加班费、不用“整顿职场”的修理师
　　陈钦在机械维修行业工作了十年，初中毕业后，和家乡的师傅学习了手艺，外出闯荡。
　　如今，陈钦已婚，有两个孩子。每年5~11月份是他工作的“旺季”，这几个月，是使用空调之类电器设备的高峰。如果忙的话，周末可能都不着家。
　　公司要求，员工下班后要保持通信顺畅，这导致陈钦经常饭还没吃完就得抓紧执行任务。“不想去也没办法，那么多人等着空调、电暖气，总不能不管别人吧，再说这也是我的责任。”陈钦说。
　　对于机械维修行业来说，一旦遇到了维修任务，不管是否在上班时间，都要去完成。
　　“除了一天8个小时的工作时长，平常大家也会多等1~2小时再下班，旺季的时候周末都要上班，一般是每天12个小时，比工作日还累。”
　　陈钦告诉记者，他对工资的感受是“旺季的时候还能接受”，但淡季收入相对较少。如果不加班的话，工资不够一家人的生活，所以还是愿意选择加班。
　　但如果遇上节假日，例如“五一”这样的法定节假日，陈钦所在的公司若有工作，原本5天的假期就会缩减成3天，上班的那两天加班费会涨1.3倍左右，但没有额外的调休。
　　“老板是正常5点就走，有的时候老板根本就不来。”在陈钦口中，他的加班情况，在他仅有联系的几个初中同学里算是最长的。因为工作，他没有任何业余爱好，一有时间就陪家里人。
　
　●没法“整顿”加班的项目制IT人
　　李国良告诉记者，IT行业通常是项目制，有项目的时候加班很多，而且这个行业的特点是出差非常多。平时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也没有调休。
　　“也不是领导逼着你卷，你的事情就这么多，你的客户找过来了，然后领导还要陪着你转，领导甚至比你还忙。”李国良说。
　　李国良目前是一个团队的领头人，相比他团队内的员工，李国良的工作量更大。“（待遇）不太满意，主要不是付出的问题。而是你付出之后，仍然只是一颗螺丝钉，没有其他方面的成长。”
　　他更不满意的一点是，“没有家庭生活，我们很多同事都是没有家庭生活的状态。大家最排斥的不是加班，而是长期出差，我去年差不多有三四个月的时间都在出差。”
　　相比于同龄人，李国良认为，在朋友当中，他的工作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与行业特点也有关系，IT行业需要随时响应客户需求。同时，IT行业技术进步很快，并不是开发完就一劳永逸，需要不断地更新迭代。
　
　●律师：下班后普通的任务，员工没有义务回复微信
　　劳资关系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包括加班费没给足、下班后仍然占用劳动者时间，以及劳动者内部沟通时十分困难等。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金坤认为，劳动者要养成记录自己加班信息的习惯。
　　“实际中，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加班费没给足，就是企业会给部分加班费，但不是根据具体的劳动时间来给。比如应该5点下班，加班到8点，那么5~8点就是3个小时。如果超过3个小时，就违反劳动法了。每次加班费是以1.5倍、2倍加上去的，对企业来说（成本会增加）很多。所以很多企业会给一定的加班费，但没给足。”丁金坤称。
　　“第二个就是很多劳动者加班了，但没有去打卡，以后会造成举证困难，这也是常见的现象。有劳动者说我加班了，每天加几个小时，但是因为没有打卡记录，很难举证加班时间。所以保存证据很重要，至少自己做一个可信的记录。每天加班到几点，做一个日记，在中间遇到过什么事情，比如说业务交涉，或者上下班坐车、开车，或者当时加班有邮件、有时间点证明。有这些记录，仲裁员、法院就会相信你。”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不少企业对员工在8小时之外回复电话或者微信作出了具体的要求，比如在多少分钟之内一定要回复。对此，丁金坤认为：“针对在8小时外（单位）微信联系我，紧急情况下，我觉得为了企业、为了大家的需要，回一下无可厚非。如果说不是紧急的，是普通的任务，员工是没有义务回复的。否则是在变相延长上班时间，或者说要这样做也可以，但以后要补休回来。”
　　对于“紧急性”该如何判断，丁金坤表示：“比如做修理工，有个地方突然坏掉了，这就属于紧急事件。紧急事件跟日常事情还是可以区分的，就看是不是非得要这个时候赶到，是不是明天工作时间也可以完成的。还有一种不是紧急事件，比如布置一下任务，要开个什么普通会议，员工完全可以拒绝掉。”
　　此外，当员工与企业沟通加班费等问题时，时常会面临被推诿等情况。丁金坤认为，这种情况不鼓励员工正面冲突，而是应当走沟通、工会、仲裁的途径。
　　“正常的途径应该去找工会，法律上是有这个设置的。工会是为劳动者说话、代表劳方利益的，所以这个时候最佳的解决方式是工会代表来谈集体合同，在合同中规定好加班等条款。但是有些企业没成立工会，有些企业工会的领导是股东或者是公司任命的办公室人员，找工会可能作用有限，所以我也呼吁完善工会制度。企业内部要有一个替劳方说话的人，而且要能够实际解决问题的。另外，还可以向总工会反映问题，最后再仲裁。”丁金坤称。
　
　●心理学家：员工也能管理领导
　　“同事说你帮个忙，帮我做点儿什么工作呗？其实他已经是把个人角色和职场角色混为一谈了。他其实想占你点儿便宜，这时候，自己要觉察到，哪些是我在这个职场上作为工作身份必须去承担的，哪些其实是已经超越了工作角色，（实际上）是私人的需求。你不能一概接受，要看怎么比较友好地去婉拒。”史靖宇说。
　　史靖宇是同济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她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了医学心理学博士学位，长期在一线从事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
　　“单纯因为职场压力来寻求心理咨询的不是特别多。来的主要是因为出现了焦虑、抑郁或者失眠。在这批人里面，其实大部分都会涉及到职场压力。你跟他聊着聊着，他多半都会谈到和职业相关的压力议题。”
　　史靖宇介绍，她在心理咨询生涯中发现，职场压力主要源于工作与家庭的平衡、领导和同事的关系、工作预期与现实的差距。
　　近年来，网络段子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压力。比如“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对于“成年人的突然崩溃”，史靖宇认为是长期积累所导致的，但不意味着一定是坏事。
　　“从心理学上来讲，所谓的‘崩溃’，其实危和机是并存的。往往就是危机爆发的那一刻，他才有可能去做出一些改变，开始痛定思痛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开始重新定位自己。崩溃往往就像催化剂，不是说这个人完了。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一个新的起点，从此可能就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了。”
　　同时，对于职场角色的边界也要有清晰的认识，“一些领导可能没把下属当职业身份来对待，想骂就骂，想批就批。对这种情况要意识到对方跨越边界了，开始突破到个人边界。”
　　“还是尽可能要保持在自己的工作角色里，不要让他进入到个人边界，对这个边界要有意识地去做一个平衡。”
　　史靖宇认为，与领导相处的过程中，也不能一味被动接受。
　　“你哪怕跟领导、同事相处不是那么融洽，但是我们始终是处在互动当中的。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在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员工也能管理领导，其实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史靖宇表示。
　　史靖宇进一步解释：“比如领导交代了一个任务，你权衡后发现很难完成，其实这时候没有必要硬着头皮接下来。你是可以去对领导产生影响的，可以跟他谈判，需要领导给到自己什么样的支持，提供什么样的资源。要重视自己在关系当中的主导性和影响力。”
　
　●经济学告诉你：为什么工作时间变长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7.9小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工作时长增长现象并不罕见。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工作时长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相关性，但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而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工作时长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在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经济增长与工作时长之间又呈现负相关。
　　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工作时长变化趋势呈现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0年之前，日本人的工作时长高速增长，与此同时，日本经济也在高速增长；第二阶段是1970年至1990年，这阶段日本人的工作时长出现了缓慢的下降；第三阶段是1990年之后，工作时长迅速下降。
　　同样，对于韩国而言，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其工作时长和人均GDP呈正相关；但在此之后，工作时长与人均GDP就呈现了明显的负相关。
　　换句话说，只有当经济非常不发达和非常发达时，工作时长才很短。当经济由不发达走向发达，工作时长就会增加。
　　从各行业的工作时长看，也存在类似的现象。超低附加值和超高附加值行业的工作时长较短，而处于中间档次的行业工作时长较长。
　　Wind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工作时长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金融和教育；工作时长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住宿餐饮、制造业和批发零售。
　　因此，在职场中，你所处的行业是否存在门槛就相当重要。通常来讲，存在门槛的行业都是高附加值行业，有较高的收入和较多的闲暇。但迈进门槛的前提，恰恰是自己要具有核心竞争力。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李文、张瑶、李国良均为化名，实习生郭琳欣、谢婧对本文亦有贡献）
　
　记者手记
　从现实出发，理性看待职场
　　从《我是余欢水》开始，整顿职场就开始备受关注。
　　然而，现实并不比文艺作品，并没有太多的曲折离奇和快意恩仇。现实当中，资方处于优势地位，在法律、公司制度甚至是工会方面都有优势。相比之下，劳方分散、法律意识欠缺、维权成本高。
　　因此，从法律上知法懂法、心态上笑看风云、树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三种途径或许是摆脱职场PUA的现实路径。
　　从宏观的角度，如何培养出更多的高附加值产业人才，推进经济向高附加值产业结构转型，这是解决工作时长较长的根本途径。
　　从制度角度，工会相关的法律细则也需要完善，在权益受到损害之时，劳动者需要一个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与资方进行谈判，这既能够高效解决问题，防微杜渐，又能够降低对司法资源的占用。
　　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工作时长延长并非我国独有，这是全球各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普遍现象。可以期待有那么一天，当经济增长到足够发达时，我们可以一边挣钱一边有更多的闲暇享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