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效果何以最直接、最公平、最有效率

每经特约评论员 陈宪
　　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多次提及减税降费。他的基本观点十分明确：在国家的宏观支持政策中，减税降费的效果是最直接、最公平、最有效率的。
　　最直接，是因为“钱”给到了最需要的地方。总理比喻道：“施肥还得要施到根上，根壮才能枝繁叶茂。”他说，去年在东部地区调研时，企业家谈到了企业运行中的困难，希望国家再出台一些宏观支持政策。总理指出：“中央政府的政策储备是有的，但需要集中使用。有三项选择，但只能做选择题，就是三选一。一是大规模投资，也许你们可以得到订单。二是发放消费券，可能会直接刺激消费。三是给企业减税降费，稳就业、促投资消费。”企业家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选择第三项。
　　投资和减税是财政政策的两个主要工具。上个世纪西方世界“大萧条”以后的“罗斯福新政”，大力投资公共工程就是重要内容之一。国家投资公共工程，为企业带来了订单，为社会带来了就业，产生了投资乘数效应。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在较长时期以扩大投资为主要手段。这一方面与我国体制转型的背景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存在大规模投资的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市场主体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减税成为国家激励他们投资或消费的主要手段。我国近十年来减税降费的实践和效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最公平，是因为减税降费是普惠性的政策措施。亦即，一般地说，每个市场主体都享受到相同的待遇。为什么是一般地说？因为某些税种具有“累退”性质，如消费税，税率降低，给高收入者带来的利益要大于低收入者。不过，现在所说的减税，“是把退税顶在前面”，现在的退税基本不涉及税率。同时，这里主要拿减税降费与大规模投资和发放消费券进行比较，也与上述情形无关。政府扩大投资，姑且不论投资决策可能带来失误，就其作用而言，各行业获得的支持也是不一样的。至于发放消费券，一是抵用消费券，发放给低收入者或特殊困难群体，那就是转移支付。新冠疫情暴发以后，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了现金形式的多种相关措施，如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二是抵扣消费券，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政府拿财政收入发放抵扣消费券，目前这种情形比较少。这种消费券的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需要使用的人同时发生消费支出，这往往与低收入人群无关；另一种是企业搞促销活动的抵扣消费券，一如降价，有刺激消费的作用，尤其对中等收入群体比较有效，但与政府政策无涉，也基本与低收入人群无关。
　　最有效率，是因为减税的政策时滞短、见效快。政策时滞是指一项政策从制定、实施到发挥效应，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狭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由政府制定，见效快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由央行制定，政策时滞长于财政政策。当经济运行在非常态的情形下，如现在的新冠疫情冲击之下，财政政策的作用既比较直接，又能够迅速见效。
　　近年来的减税降费，对于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起到了特别的作用，尤其对于接触型服务业中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更是如此。总理说：“帮助他们实际上也是支撑就业，因为仅1亿个体工商户就带动了近3亿人的就业，如果等苗枯旱透根了，再帮他们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秤砣虽小压千斤’，得给他们及时的扶持。”
　　总理特别强调：“减税降费是在做减法，但实质上也是加法，因为今天退，明天就是增，今天的减，明天就可能是加。去年新增纳税市场主体交的钱，超过了我们当年减税的钱，这是有账可查的。从2013年我们实施增值税改革以来，以减税为导向，累计减了8.7万亿元，当时我们的财政收入大概11万亿元，去年已经突破了20万亿元，增加了近一倍。因为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受益了，效益增加了。可谓水深鱼归、水多鱼多，这是涵养了税源，培育壮大了市场主体。”
　　减税降费既是宏观政策的重要手段，也是深化改革的助推器。为了“水多鱼多”，减税降费还将持续地推进下去。为此，可以期待，在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方面，有利于民生和高质量发展的减轻个人和企业税负的措施将陆续出台，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活力和动力。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