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国际资金购买人民币资产来避险，这是一个重要转变
每经记者 李可愚 每经编辑 陈星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
2022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一经公布，立刻引发各界热烈讨论。经济增长目标设定的考虑是什么？该如何完成？当前世界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我国应如何沉着应对，实现高质量发展？
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就这些话题对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进行了专访。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新的增长阶段
NBD：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对外公布，在您看来，这份报告中有哪些重点值得我们关注？
刘世锦：我觉得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含金量很高，内容很充实，回顾了过去一年的工作，对2022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总的思路和重要部署。
其中，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方面是如何看待2021年经济增速和新一年经济增长目标。
去年我国GDP增速以不变价计算是8.1%。用现价计算，2021年GDP约114.4万亿元，2020年是101.4万亿元，一年之内增加了13万亿元。
如果用美元计算，2020年中国GDP是14.7万亿美元，2021年达到17.7万亿美元，增加3万亿美元，这个增量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些数据说明了一点：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新的增长阶段。看经济增长，要看国内实际增长，也要看按现价美元计算的GDP。
我们前一段时间曾经作过研究，日本和德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后的16年里，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现价美元计算增长速度都很高。但是从结构来看，只有不到一半是由实际增长实现的，一半以上是通过汇率升值实现的。
从中国的情况看，2021年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这个特点。如果我们按现价美元来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增加3万亿美元，增长20%，远高于人民币不变价计算出的增速。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去一年人民币出现了明显升值。
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还是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此同时要实现高质量增长，也就是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微观经济富有活力、结构持续转型升级。
如何衡量经济高质量增长？那就要看全要素生产率是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跟汇率有紧密联系。从长期看，汇率变动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后，汇率就能够升值。
简而言之，用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经济增长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实际增长，另一部分是汇率升值效应。而汇率升值的基础就是坚持高质量发展，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们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不是有些低了，但从刚才这个角度讲，如果能够达到和现阶段中国潜在增长率相适应的增长水平，与此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收获汇率升值红利，那么其实我们的经济增速还是很快的。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应对“三重压力”。我觉得，应对各种情况，宏观经济政策作必要的调整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对于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来说，如果要保持比发达经济体更高的增长速度，最重要的增长动能并非来自于宏观经济的调控，因为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经济短期的平衡和稳定。
最重要的增长动能其实是来自于结构性潜能。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方面的结构性潜能，即城镇化、结构升级、数字化和绿色化的新动能。
具体来说，我曾经提出“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1”指的是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高质量发展打开地理和动能上的空间。我们作过一些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个范围之内可能能够提供中国经济大部分的增长动能。
“3”指的是实体经济要补上新的三大短板，也就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这三大短板。
“2”就是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
简单说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这些构成了新的结构性潜能。
过去三十多年，我们的结构性潜能是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和出口，但这些在近几年明显减弱，所以必须要挖掘新的结构性潜能，与中高速增长期相配套。
这些新的结构性潜能怎么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我认为关键还是深化改革开放，重点在于要素市场改革。
首先是土地制度改革，重点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比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能不能有序在集体组织之外进行流转等。要推动城乡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双向自由流动。
二是劳动力市场改革。现在我国人口流动的重点已经不是从农村到城市，而是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总的方向还是要提高人口聚集的密度。我们做的一些研究显示，人口聚集密度比较高的城市，生产率就高，人均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这也是现在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都市圈发展的原因。
当然，要推动人口进行这样的流动，重点要解决好配套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特别是占比较大的农民工配套公共服务问题。这也是下一步劳动力市场改革需要突破的重点。
第三是推动资本市场改革，主线是其发展要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相适应。重点要解决两个问题，即金融如何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相协调相配合，以及如何为中小微企业有效提供资金，为中小微企业赋能。
四是在数据市场方面。数据是一种新型要素，要通过调整政策、深化改革、推动创新来提高数据流动和利用效率，使它们与实体经济融合，从而加快实体经济数字化和数字技术实体化的进程。
各项宏观政策应向中小微企业倾斜
NBD：2021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2500美元大关，接下来我们该如何继续发力，使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切实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刘世锦：要实现这个目标，一是要保持一个能够达到但不盲目追高的经济增速，二是要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回报就是汇率升值，我们可以从中收获汇率的增长效应。
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12551美元。2022年只要我们按照设定的经济增速目标保持高质量增长，同时汇率保持目前水平，那么中国跨过高收入门槛就是大概率事件。
如何在提升人均GDP的同时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我觉得要扩大消费比重，还要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要更多向民生倾斜。
从更大范围来说，提高居民收入涉及经济各个方面，最重要的还是使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要实行就业优先政策，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如何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增加就业创业能力，从而增加收入是一个关键。另外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方面过去对一些低收入群体有“欠账”，我们要把这个短板补上。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包括就业政策要更多向中小微企业倾斜，因为它们承担了中国目前大部分的就业功能。从我们的研究来看，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需要在未来实现收入增长的人群基本上都分布在中小微企业。
而中小微企业一般来说都是民营企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提升人均收入水平，以后就要以更大的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NBD：您多次提到汇率的重要性，我们看到，近期人民币汇率处于相对走强的状态，但汇率走强会不可避免地对我国进出口产生一定影响，在您看来，今年我们该如何实现汇率的相对平衡？
刘世锦：最近，人民币汇率出现相对升值态势，这和当前国际局势有关。一些地方局势紧张之后，国际上一部分资金开始购买人民币资产，这是出于避险需要。
以前我们经常听到当出现地缘政治等种种紧张状况后，国际上的资金开始购买美元资产，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元具有避险功能。但现在有一部分国际资金开始转而购买人民币资产来避险，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在增强，国内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这都是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
当然，汇率升值和外贸出口之间是有矛盾的，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的外贸出口会带来一些影响，因此，人民币升值不能太快，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点。
人民币已经迈入长期升值轨道，这就要求国内企业特别是外贸出口企业切实提升劳动生产率。这方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德国曾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处于货币升值状态，但是它的出口也一直保持增长，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德国劳动生产率与汇率升值是相适应的，尽管汇率在升值，但出口仍然保持持续增长。我想中国出口企业可能也要走这条道路。
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全社会共同行动
NBD：今年赤字率拟按2.8%左右安排，这是时隔两年后赤字率再次降至3%以下，在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大背景下，您如何看待此次下降？
刘世锦：虽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赤字率是2.8%左右，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伴随着对留抵税额实行大规模退税等措施的推进，企业的减税规模是提升的。
我们还要看到，赤字率有所下降，实际上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是有好处的。
NBD：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当前，我们应该如何立足国情实现“双碳”目标？
刘世锦：去年，我们在推进“双碳”目标方面有很大进步，最大的变化就是，以往讲碳减排、绿色发展，往往以环境部门或能源部门为主。但是现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的行动。
当然，过去一年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急于求成的现象，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出现这样的情况，能帮助我们把一些问题理得更清楚。
对中国来说，“双碳”目标的提出和实现将会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并且推动中国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但是这需要将长期规划和短期具体措施相结合。
我觉得，在短期内，减碳不能搞“单打一”“运动式”，指标不能搞错，要形成“减碳、降污、扩绿、增长”四位一体的协同机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从本质上讲，是用一套新的绿色技术全面改造原有技术的过程。新的一年里，这些过程都要继续推进。
除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也很关键。要创造条件让市场起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要在碳核算的基础上普遍建立碳账户，这些工作在新的一年都可以推进。
NBD：从更长的一个时期看，您觉得未来我们应该如何与时俱进，对每年设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进行调整，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刘世锦：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我觉得政府在制定发展目标方面可以作一些相应的调整。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正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不需要很久。但即使经济总量世界第一，我们的人均GDP和发达国家也有明显差距。
因此在我看来，未来的关注重点应逐步由经济总量转向人均指标，包括人均收入、人均GDP等。
下一步，要让以物质资本为主的投资逐步转向人力资本为主的投资。目前从我们的消费和投资结构来看，消费比重逐步上升，投资比重在逐步下降。
我们过去往往简单地把消费和投资对立起来，但换个角度看，消费也是一种投资，它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进入当前发展阶段，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比重要增加，这就是对人力资本的培育。
从具体指标看，要由以数量指标为主转向以结构性质量指标为主。技术含量、附加价值、生产率、碳排放、基本公共服务等就是结构性质量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