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行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宏民:打造更多城市级平台,以交叉赋能促进区域合作
每经记者 杨弃非 每经编辑 刘艳美
4月20日,2021长三角创投资本论坛——助力嘉兴“上市100专项行动计划”专场在嘉兴举行。
根据此前嘉兴发布的《企业“上市100”专项行动方案》,到2025年,嘉兴将力争全市上市公司总数超过100家,总市值超过1万亿元。数据显示,到今年初,嘉兴已有境内外上市公司66家,总市值6444.93亿元。这意味着,5年内嘉兴将实现上市公司总数和总市值的“双倍增”。
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交大行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宏民分析,嘉兴做强上市公司,需要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三重效应:
一是推动当地行业聚集、提升行业显示度,发挥聚集效应;二是较为规范、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上市公司,能够对当地企业在研发、管理、组织等层面带来示范效应;三是将通过发挥平台效应,对行业内的其他企业赋能,并带动地方产业生态的形成。
与不少沿海省份的地级市类似,嘉兴正处在一个发展的“临界点”上——过去的制造业积累为当地带来一定的发展基础,但要进一步突破自我、实现“质变”,还需在优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强“长板”。陈宏民所提及的平台经济思维,能够大规模整合资源、聚集要素,恰为这类城市带来破题之钥。
但在愈加激烈的城市竞争面前,如何推动城市在平台经济思维下互相合作,甚至融合?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陈宏民反复强调城市应转变经济发展理念和思维方式,并参考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发展模式和衡量机制。对于期望在2025年实现GDP翻番、迈向万亿级的嘉兴,这一点尤为重要。
建一个怎样的平台
一个趋势是,平台经济正成为城市竞争的新“擂台”。
以嘉兴为例。在上个月发布的嘉兴“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具体措施,详细就“推动产业平台整合提升”进行了细致安排。在其产业平台体系的布局中,“省高能级战略平台为引领、国家级和省级各类开发区(园区)为支撑、‘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和高能级产业生态园为重点、特色小镇和特殊功能区为补充”。
原因很好理解。据陈宏民分析,从微观上看,城市引进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企业“龙头”,在提升数量、市值等数字之外,更关键在于发挥其平台效应,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从宏观上看,不同城市禀赋各不相同,也不可能打造“全产业链”——比如,在生物医药产业上,上海就不适合发展需要大面积土地建厂、且对环境存在污染的原料药环节。从这个意义上,城市需要通过平台来弥补短板,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
在“平台经济”思维下,如何拿捏“度”的问题,成为城市面临的新挑战。
陈宏民解释,虽然“强调各个城市多搭建一些平台”,但如果每个城市均搭建同质化的平台,就会形成‘诸侯经济’,城市间出现行政壁垒,出现各自分割、更加封闭的局面。在以往竞争机制不奏效的情况下,要让平台更有效发挥作用,需要构建一套全新的逻辑来衡量平台的效益。
在采访中,陈宏民提到两个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平台聚集资源的能力,二是不同城市平台之间错位和互补性。
他以互联网平台公司类比。“比如对于淘宝、京东,衡量指标不是销售额、利润,不是看它眼下赚了多少钱,而是看它的GMV,看它资源整合的力量有多大。”在他看来,城市搭建平台,一方面要找到地方与地方之间互惠互利的契合点,另一方面更需要改变衡量机制,对平台盈利更加宽容,避免平台与入驻“用户”之间出现“抢利润”的情况。
而对于类似嘉兴体量的城市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有限的能力下,搭建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平台?
“不少城市有一种倾向,老想我做平台,整合你的资源,但这并不现实,因为平台要有一定规模。在此情形下,大家就要错位发展,比如说,上海搭平台的时候,可能上海周边的有些城市就要甘愿‘被整合’,就像做不了天猫,也可以到天猫上去开店,之后店主和平台都能赚钱。”陈宏民指出。
但嘉兴等城市也并非无计可施。在陈宏民看来,上海不可能面面俱到,在上海不搭平台的领域,嘉兴就可以搭平台,并实现城市间的交叉赋能。而对于嘉兴而言,更需要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下,与其他城市达成协调,彼此错位发展,实现互利,探索一种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如何更有效搭建平台
回顾城市以往的发展历程,平台经济思维早已被用于组织城市产业经济发展当中。其中,最常见的是“开发区”模式——“‘七通一平’弄好,统一的政策标准厂房建起来,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制定好,这也是平台的一种,因为它有人才的优势,资源的优势,信息的优势。”陈宏民说。
但如今看来,在城市“跑马圈地”下,不少“开发区”并未真正发挥出聚集经济和产业的作用。一份针对西部国家级新区的调研报告指出,大数据、先进装备制造业、新材料、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普遍被作为主导产业,但到去年,仍存在产业关联度不高、上下游产业链不齐、带动能力弱等问题。
“平台经济”时代,如何避免城市重走“弯路”?
陈宏民认为,过去的“开发区”,囿于有限的土地条件,扩张能力不足,愿意进驻的企业也较为受限。如今,它们可以进一步从线下走到线上,在原有实体发展模式基础上,增加信息和资源的交易与支付等功能,将大大拓宽传统“开发区”模式的边界,释放更多经济发展势能。
他特别提到上海正在搭建的互联网医院平台。据他介绍,对于疫情后本地各大医院打造的互联网医院APP,上海进行了统一的梳理整合,打造了一个公共平台。在他看来,一种理想的平台是,通过统一入口、统一挂号之后,用户能够如电商平台一般进入每家医院各自的“店铺”进行再选择,能够在易于操作的情况下保证医疗资源的公平性。
这也是平台线下与线上融合的一种状态。
而借鉴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运营模式,还能进一步推动“开发区”的转型升级。
“现在政府不管不行,因为资源和政策在政府手里,但政府管得多也不行,毕竟政府机构在运行上仍然会有一些效率损失。”陈宏民指出,一种思路是推动“官办民营”的管理模式。
他举例指出,城市在发展养老产业时,就可以由政府主导建立一个官方平台。“这个平台既要有像‘大众点评’的功能,消费者的各类点评信息都能够在此集纳;又要有类似‘证交所’或‘证监会’的功能,拥有官方背书的信息,既能抑制网络水军等破坏市场规则的行为,又能规定机构信息披露机制。”
换句话说,新型平台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找到平衡,既要发挥政府的权威性和中立性,又要体现市场的效率,二者的融合有赖于城市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