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可：疫情之下 我是怎么帮患者心理治疗的

每经记者 杨弃非 每经编辑 曾健辉
　　2月1日，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唐可接到指令，前往成都金堂县一医院进行心理减压指导。
　　这是在川航“5·14”备降、木里县火灾等公共事件后，他随成都应急救援队精神卫生分队再次出动。
　　与以往相比，针对疫情的心理危机干预措施不仅开启得更早，形式也更多样——作为分队副队长的他，不仅多次奔赴心理辅导第一现场，网络直播讲座、心理援助热线，一样都没落下。
　　疫情无疑是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的一次“大考”。1月26日，国家卫健委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公众心理危机干预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地心理治疗师几乎第一时间针对疫情采取行动，唐可的几名同事早早就参与到援助湖北的心理干预中。
　　寻求心理帮助的人也在增多。过去数周，坐在唐可对面的不止患者和医务人员，不少困居在家的“抗疫者”也开始主动求援。
　　作为四川第十批援湖北心理医疗队成员之一，唐可已于2月21日随队前往武汉。
　
　哪些人面临心理困境？
　　近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陈雪峰、所长傅小兰在《中国科学院院刊》网络平台联合撰文呼吁：此次疫情应对再次凸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已刻不容缓。
　　原因已被不少专家点明：一方面，加入心理干预有助于新冠肺炎治疗和疫情防控；但另一方面，心理干预总是千头万绪，复杂程度不亚于疾病本身的防治。
　　唐可面对的正是这样的情况。
　　在金堂县一医院，唐可能够直接感受到医护人员面对疫情的紧张情绪。
　　刚被确定为新冠肺炎指定收治医院，他们不少人尚未做好心理准备，或者对即将到来的高强度工作压力心怀焦虑，急需对心理状态进行调适。针对这一问题，唐可现场示范了两种自我放松的方式，帮助他们疏解压力。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前会长许燕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一线医护人员工作和心理压力极大，但由于职业要求，负面情绪不能表露，时间一长会产生“情绪劳动”现象。在巨大的身心损耗下，心理干预介入十分重要。
　　而被隔离中的患者和大众，面临的则是另一种心理困境。
　　唐可曾参与一次将近一个小时的心理疏导。当时，他接到一家医院发来的求助——在接到亲人病危通知书后，一名确诊病人的情绪突然崩溃。唐可火速赶往医院，帮助她解开心结。
　　根据以往经验，经过多日隔离治疗，病人可能存在一些基础性心理问题。而在第一次连线时，唐可发现情况更为严重——她主动将自己与外界隔绝，不愿与任何人交流，不给心灵“开窗透气”的机会。作为心理治疗师，唐可需要充当这样一扇“窗”。
　　唐可并没有急于表明来意，而是问了问她的生活状况，并让她只用点头摇头应答。经过半个小时的信任建设，她才渐渐开口，唐可也终于了解到，病人已经多日未与被诊断为疑似病例的儿子见面，对儿子的担忧一直困扰着她。亲人的病危通知书压断了她紧绷的心弦，于是，一时情绪难以自持。
　　在一次直播讲座中，唐可也曾收到类似的心理咨询。在隔离状态下，由于注意力难以分散，负面信息和对未知的恐惧不断堆积，极易让人产生不良生理和心理反应。“应急人的心理状态通常是断裂的，不是一种‘正常人’的状态。”唐可分析说，他们更加需要调动积极情绪来提供支援，帮助他们心理释放和自我建设。唐可有意将话题引向病人的儿子，两人谈论了几十分钟，病人的情绪才最终恢复平静。
　
　“防火防盗防咨询师”
　　物理隔离，远不如心理隔离难解。
　　2月18日，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一篇名为《新冠肺炎暴发后高龄人群心理健康服务》的文章。文章指出，新冠肺炎死亡人群中多数为高龄人士，但其能接受到的心理治疗服务十分有限。
　　更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对心理治疗接受度本身不高。唐可发现，在高龄群体中，误解和排斥十分明显。他们将“心理有问题”视作一种“侮辱”，而不善于表达心理需要的男性尤甚。对于他们来说，寻求心理帮助是一种“脆弱”或“矫情”的表现。
　　在进行心理救援时，唐可没少吃闭门羹。为了尽快完成治疗，唐可不得不隐藏自己心理治疗师的身份，在此次疫情中也同样如此。比起开门见山地进入正题，他更常以“应急救援队关心病情”的名义拉近与病人的关系。
　　心理救助之前，首先建立对方对心理咨询的信任，几乎成了一种固定模式。
　　2008年汶川地震后，国内心理危机干预体系才逐渐探索出一套本土化发展模式。当时，大量涌入的心理咨询师在震后如潮水般退去，以当地力量保障持续性心理援助势在必行。此后，内地高校纷纷开启心理学专业，一些机构的心理救助工作站也遍地开花。
　　有抽样调查显示，汶川地震后四川灾区民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病率大概为2%~4%，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后15%左右的患病率。
　　但不专业的心理咨询也带来副作用。当时，心理咨询师的重复援助，“如同把伤口反复打开却不包扎”，有的灾区安置点甚至打出“防火、防盗、防咨询师”的横幅。大众和心理咨询师之间的隔阂可见一斑。
　　十余年过去，心理咨询师在数量和专业性上有所提升，但仍有较大缺口。
　　一份截至2017年的数据显示，在全国3.34万名专业精神科医师中，心理治疗师仅约6000人，能够提供专业心理咨询服务的心理咨询师不到3万人。而根据WHO每千人拥有一个心理咨询师这一健康社会平衡点的标准，全国需要的心理咨询师超百万名。
　　此外，唐可的直观感受是，心理治疗师为大众所了解的渠道和资源仍然太少。这也是目前他们开展工作的主要困难。
　
　打开走向大众的门
　　值得庆幸的是，此次疫情中，心理治疗与大众的距离似乎正在靠近。
　　2月2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设立应对疫情心理援助热线的通知》，要求各地要在原有心理援助热线基础上设立应对疫情心理援助热线。根据统计，全国各省市共有心理援助热线超过300条。
　　在此之前，成都已有所行动。除在12345市长热线派驻心理危机干预专家值守外，成都多家医院共开通5条防控新冠肺炎24小时心理咨询热线。加上2条专家热线，成都针对疫情共有7条咨询热线。
　　心理咨询热线与视频直播讲座开通，让唐可和他的同事们十分忙碌。咨询量增加，印证了大众对心理健康重视程度的加深，这也反过来给了他们一种信心——新的平台仍需要建设。比如，为了应对疫情造成的“面对面”咨询困难，他们开启了两个网络咨询入口。求助者通过QQ预约，成功后识别收到的二维码，就能进入视频咨询窗口，与治疗师进行“面对面”咨询，方便他们在咨询时收集更多非语音信息。
　　有业内人士认为，经历这场疫情，大众对心理咨询的看法或许会有新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即便疫情一天天好转，这场“心理战”也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在2004年曾刊载一项关于SARS的研究。在其调查的129名被隔离者中，有35名表现出PTSD和抑郁症状迹象，占比达28.9%。而另一项凯斯勒的美国共病（指两种疾病共同存在）研究表明，在PTSD患者中，抑郁的发生率为48.2%。
　　更深入的分析显示，隔离时间越久、家庭收入水平越低，或者越是严格遵守防护措施的人，受到的心理影响往往越大。
　　PTSD的缓解又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根据美国的社区调查，若不考虑是否经过治疗，PTSD缓解平均时间为24.9个月。尽管创伤后1年是恢复较快的阶段，但有1/3以上的患者病程会超过60个月，很多还可能延续终生。
　　最近，唐可已经赶赴武汉参与心理治疗工作。新的心理咨询大潮是否开启尚难说清，但至少对于唐可和他的同事来说，此轮心理咨询终将从应急走向常态化，更严峻的任务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