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中“特殊”的献血者：他们也是医生、患者和治愈者

每经记者 鄢银婵 金喆 每经编辑 张海妮
　　2月15日，华润武钢总医院泌尿科副主任医师黄飞一大早赶到湖北省人民医院的爱心献血屋，为一名金银潭医院医务人员的家属献血。
　　此前的2月13日，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公开称，医院已经在开展恢复期康复病人的血浆输入工作，且显示出初步的效果，呼吁病愈患者积极到医院捐献血浆。
　　响应呼吁的还有武汉市第四医院的许德龙、周敏和孔岳峰。非常时期，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几重身份的合体：是医生，是患者，是治愈者，更是献血者，刚结束隔离期的他们，就以另一种方式履行救死扶伤的使命。
　
　第一批倒下的医护人员
　　31岁的许德龙努力回忆了很久，脑海里还是没能画出将新冠肺炎病毒传染给自己的患者画像——“每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
　　1月15日，许德龙出现发热、乏力，并伴有轻微咳嗽。作为一名资深马拉松爱好者，他觉得自己身体底子好，这只不过是一场小感冒，扛两天就过去了。没想到，这次的病毒尤为顽强，扛了一周不仅症状丝毫没减轻，反而人越来越难受。
　　就在许德龙“感冒”后的第三天（1月17日），他的同事武汉市第四医院骨科医生周敏也觉得身体不对劲。“全身酸痛，乏力，不好受。”30岁的周敏和许德龙还是跑友，同样凭着对自己身体素质的自信，周敏也没把这些症状当回事，“我服用了3天泰诺（一种退烧药），症状就有些缓解了。”
　　就像冥冥之中安排好了一样，周敏察觉到身体异样的第三天（1月19日），另外一名同事、武汉市第四医院放射科医生孔岳峰也觉得自己不对劲，症状和他的同事们一样，不一样的是，作为早期与新冠肺炎患者接触更多的放射科医生，孔岳峰对病毒的认知敏感度要高得多。“我第二天（1月20日）就给科室主任说了我的情况，主任警觉性非常高，他让我去CT室拍了片子，当时结果是正常的。”孔岳峰说，不过以防万一，他还是选择了居家隔离。
　　在孔岳峰拿到诊断结果为“正常”的CT报告单时，黄飞接待了一名病人，接诊时他听到了咳嗽声，便询问情况，病人回复自己有气管炎，而且长期抽烟。“当时没想跟肺炎有关，我也没什么防护措施。”黄飞表示。
　　这是黄飞能想起来的其最有可能被感染的一个场景。当天下午，黄飞的身体就出现不对劲，有些头晕。同一天，新冠肺炎疫情迎来转折点：钟南山院士对外宣布，病毒存在人传人的可能；次日（1月21日）再度强调，有14名医护人员已经被新冠肺炎感染。
　　1月22日晚上，孔岳峰又去了一趟医院排查CT，虽然症状有些加重，他还是希望告诉同事自己没有事，这样就能重回“战场”帮忙。然而，两天前还一切正常的双肺却出现“病灶”。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新冠肺炎的各种消息铺天盖地而来。增加了咳嗽，伴有少许咳痰症状的周敏突然想起来，1月16日夜班时自己所负责的病区有不少发热病人，当时大多数医务人员的防护措施仅有一层外科口罩。想到自己临床症状高度吻合，又有流行病学特征，周敏便去放射科拍了胸部CT，结果提示他“中招”了。
　　同一天去拍片子的还有许德龙，“虽然当时只是CT显示肺部感染，我心里已基本对自己确诊了，那时候医院没有床位，症状也较轻，所以选择居家隔离。”
　　黄飞也开始持续高烧不退，吃退烧药也没有低于37℃，之前接诊的泌尿科病人也出现发烧症状，CT结果显示双肺感染，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猜到自己应该是，第二天回医院拍CT，显示肺部感染。”1月24日下午，黄飞直接住院隔离，并接受核酸检测。当时核酸检测样本都要送往湖北省疾控中心，3天后才能拿到结果。
　　这3天对于黄飞来说，相当煎熬。而1月23日之后的数天，对这4名医生而言都有些漫长。
　
　治愈：最担心不能保护家人
　　1月24日，除夕。被疫情笼罩的武汉少了往年过年的热闹气氛。许德龙房间里的电视播放着春节联欢晚会，客厅里也时不时传来春晚节目的声音，一家人在一套房子里，却只能戴着口罩分开看春晚。“当时还是感觉有些凄凉。”许德龙说。
　　当医生多年的孔岳峰早已习惯在医院过春节，今年却是在病床上。如果没有被感染，孔岳峰应该在湖南老家和外婆一起看春晚。“那天心里确实挺感慨的，我有好几年没回老家了，票买好了，班也排好了。”他拨通妈妈的视频电话，细心的妈妈注意到他手上的留置针，欲言又止。
　　让孔岳峰和许德龙最担心的，是家人的安危。“从1月15日我有症状到确诊期间，我一直都和我爱人待在一起，没有什么防护隔离。”许德龙说，好在最坏的情况没有出现。
　　“那段时间我的朋友、同事、家人每天都会打好几次视频电话，大家没有明说，但都知道是为了确定各自安好。”许德龙说。
　　正是这种彼此之间的鼓励和慰藉，让孔岳峰、许德龙的心境从担心害怕过渡到理性认识，尽管也有少食欲、无精神、呼吸急促等症状，但凭着乐观的心态，不过两三天，他们的病情就得到了控制。
　　相比许德龙的乐观，周敏在确诊初期一度有些害怕：“最早大家都认为这个病毒对老年人不友好，1月24日有报道一名36岁男性患者病逝，我当时确实有点担心，毕竟上有父母下有两岁的娃娃需要我照顾。”
　　黄飞也坦言，新闻里陆续出现20多岁、30多岁中青年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案例，他既担心自己无法痊愈，又担心家人被传染；当躺在病床上看着穿着防护服穿梭的同事，这种角色转变也让他心情非常复杂。
　　入院前三天，他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医院也有专门的人进行心理疏导。但是，他不敢跟家人打电话，怕他们担心，也不敢看手机，铺天盖地的疫情新闻会加剧恐慌。到了晚上，黄飞总感到胸闷，好像有口气没吐出来，更加难以入睡。作为一名医务人员，他深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必须逼着自己睡觉、吃饭、按时吃药，否则营养跟不上、免疫力上不来。
　　而周敏也开始调节心态，通过看电子书、电视剧转移注意力，他知道吃好、喝好、休息好，对战胜病毒太重要了。
　　终于经过近10天治疗，核酸检测结果转为阴性，复查CT肺部明显好转，达到出院标准。2月1日，周敏和孔岳峰治愈出院自我隔离；2月3日，许德龙的两次核酸检测转为阴性，也顺利治愈；黄飞也治愈了。
　
　捐献血浆：希望多救人
　　十多天的治疗经历，给这几名医生增添了更多的信心，医生、治愈者的双重身份，也让他们想多做一些事。
　　2月13日晚，黄飞的同事转给他一条求助信息——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女医生求助，她的丈夫需要使用血清疗法，请求新冠肺炎治愈者伸出援手，B型血。“我一看血型跟我吻合，而且是医务人员家属，所以赶紧核实这条信息。”黄飞说，当他核实求助信息真实后，得知女医生的丈夫在金银潭医院治疗，马上告诉对方“我是B型血，我可以献。”
　　经过沟通，2月15日，黄飞赶到了新冠肺炎康复者血浆捐献点。他一口气捐献了400毫升，是规定献血的最大量。工作人员劝他量力而行，他说对自己身体有信心！
　　2月13日，金银潭医院向已康复的新冠肺炎患者发出的献血呼吁，孔岳峰、周敏、许德龙也看到了。三个人完全没有商量，却颇默契地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
　　事实上，作为医务工作者，他们对血浆疗法此前就已有所了解。许德龙说，早在1月底，其所在的医生群里就已开始讨论过应该把最早一批感染、最早康复的患者集中起来，研究其体内的抗体能否用于此次疫情。“那时候苦于没有途径，所以金银潭医院一呼吁，我肯定当仁不让。”许德龙称。
　　2月18日上午10点，许德龙来到武汉市血液中心，由于是预约制，这里人并不多。“抽血、化验，我等了约20分钟后，血液中心说我的血是合格的，我献了400毫升。”
　　就在许德龙快要离开的时候，周敏也来到了献血点。“我一开始都没有认出来，因为我们之前都不知道对方感染了。”周敏说，意外重逢让两个“跑友”颇为感慨。
　　当天在献血点偶遇的还有孔岳峰。“最初我是想献200毫升，因为我之前健康状态下献血400毫升就非常不舒服，但想到200毫升可以救一个人，400毫升可以救两个人，我觉得自己可以耐受，最后献了400毫升，就想多救一个人吧。”孔岳峰说。
　　“我们几个人都献了400毫升，这一点点血浆用到中到重度肺炎患者身上可能会挽救两条人命，流的这一点点血与治病救人相比，完全不值一提。”许德龙说。
　　新冠肺炎是新的疾病，刚康复能不能献血？多久后能献血？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目前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当被问及是否有顾虑，黄飞坦诚地说：“说没有一点顾虑，那是假的。但是自己给自己鼓劲，我平时身体素质好，恢复这么快，应该没问题的。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危难时刻医生不献谁来献？医生应该冲在最前线！献点血没啥问题，能救别人多好！”
　　刚刚战胜病毒的他们，有人感受到了医学的局限性，希望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攻破难题；有人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善意和温暖，希望回归岗位后能有更多的回馈；有人看到了许多平凡人始终坚守岗位的不平凡，希望疫情过去后能给予慰藉。他们的共同愿望却又是一致的：希望所有人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帮帮有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