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武良成：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从上到下再到上”协调机制

每经记者 梁宏亮 每经编辑 刘艳美
　　“一国两制”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内存在着三个税区和三种货币，这也意味着，若想成为继世界三大著名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的又一大世界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必须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特色发展道路。
　　在此背景下，12月25日，在“成都经济发展研讨会2019——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路径与成渝城市群双核联动发展”上，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武良成认为，要发挥粤港澳三地差异化优势，促进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发挥协同效应。
　　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培育创新发动机，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化下半场竞争的重要阵地。在武良成看来，深港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一极。关键是，如何做好深港“双子城”融合发展这篇文章？
　　根据武良成的研究，当前深港融合已经实现跨境生活常态化。往来内地的居港人士中，近70%（超过23万人次/日）目的地是深圳，内地赴港旅客近60%（约7.5万人次/日）来自深圳。“世界上没有两个城市之间如深港一样，跨境往来成为工作生活的常态，两地居民的活动半径彼此覆盖。”他说。
　　而在他看来，当香港加上深圳，则成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大城市群的“双涡轮发动机”。
　　例如，深圳产业链扩展的外溢功能，能够与香港金融投资辐射功能互相配合，深圳内向拓展与香港外向跳板能够实现互相衔接、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深圳制造和以工商业支援服务为代表的香港服务能够实现相辅相成等。
　　在如何构建跨区域合作协调机制方面，武良成列举了四种模式：
　　一是中央（行政）政府主导型的协调机制；
　　二是地方（行政）政府联盟式的协调机制；
　　三是立法（法律）保障的协调机制；
　　四是智库（NGO）参与的协调机制。
　　在深港合作过程中，两地人员往来，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交通、学习、港澳人士到深圳购房、就业问题等等。”武良成表示，由于面对的是不同体制，就需要在沟通协调模式上，建立起一种从上到下再到上的协调机制。
　　“制度之间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都不一样，有的是土地层面的问题，有的是货币层面的问题。”他举例说，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只有落到“地下”，碰到具体问题了，才能掉过头来寻求解决的办法。“所有的事情都要是抠到最细、哪个地方不融合就需要找方法。”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