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成都给自己找了个难题，但这是长远利益所在”
每经记者 余蕊均 每经编辑 刘艳美
北京向南偏西百余公里，太行山东麓，白洋淀深处，即是雄安。两年多来，围绕新区建设的点滴一直牵动着各界的神经，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招揽人才？
“如果你的孩子在雄安能上中国最好的学校，你去不去（雄安）？”面对参与成都东部新城建设的400余位基层工作者，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希望借此说明，城镇化进入下半场，以“人”为核心，关键要研究“人的选择”，特别是在这个“拼娃”的时代，哪里有最好的学校，它就不怕招不到优秀的年轻人。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晓江是最早参与到雄安新区规划设计专业工作的专家之一。他指出，雄安既不像深圳有门户优势，也不像浦东（上海）占据“中心”位置，想发展好一定要靠创新，“创新的核心是人”，而规划师、建设者的核心任务，就是创造一个吸引人才的城市环境、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体系。
“成都要学习雄安，建好东部新城，首先就是要以人为本，”李晓江认为，一个新城区，首先必须解决人的问题，因为“只有人来了，好的企业才会来”，同时，发展初期各个组团一定要抱紧了，“初期建设越集中，效率就越高，资源配置才越有效。”
7月19日，中国共产党成都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成都市东部新城空间发展战略规划（2017—2035年）》《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坚持新思想指引新理念导航高质量建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代化东部新城的意见》。
李晓江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成都跨过龙泉山向东发展，不仅是为了扩张，也是为了西部的保护、中部的优化，“是认识到了自己的资源价值和发展取向，有针对性地制定方针”。当然，这么大的战略调整，不是“变戏法”，不是“厨子做饭”，需要有历史耐心，“统一认识就需要一个过程。”
李晓江说，虽然成都给自己找了个“难题”，但这个“难题”是成都的长远利益所在。
研究人的选择
李晓江强调，城镇化进入“下半场”，从发展主体到发展动力再到发展逻辑，都已经变了，同时，既然是“人”的城镇化，就必须研究“人的选择”。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大一个变化，是“人变了”。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人均GDP超过970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李晓江认为，从温饱都没有解决到中等收入社会，一个以中等收入为主体的人群有资格、也必然会提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再用传统的管理理念、能力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必须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李晓江直言，在这些变化背后，城市发展的逻辑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自2012年起，李晓江一直在参与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主持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他多次强调，城镇化进入“下半场”，从发展主体到发展动力再到发展逻辑，都已经变了，同时，既然是“人”的城镇化，就必须研究“人的选择”。
以雄安为例，李晓江透露，此前在和阿里、腾讯等民企老总交流时，他们最关心的都是在这里能不能招到自己想要的人，如果能，“一定会把最优质的资源放在这里。”
人跟着城市走，企业跟着人走，已然成为全球性的趋势。问题在于，城市，特别是新城新区，如何为人提供“好的生活”？
“学校、医院一定要先行，要有计划。”李晓江直言，北大清华请不过去，请过去也没用，反倒是如果能把北京著名高校后面的“附”都请去，雄安不怕招不到优秀的年轻人。
在他看来，雄安是城镇化“下半场”的探路者，一定要靠创新，而创新的核心是人，作为规划师、建设者，核心任务就是创造一个吸引人才的城市环境、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体系。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处在一个“拼娃”的时代，不仅自己要努力工作，还要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如果一个地方有一流的公共服务和一流的生活，人来了，企业一定来，进而GDP、税收、创新能力也都有了。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成都这几年那么火，这么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愿意来，“和这个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非常有文化沉淀的价值观和氛围有关。”李晓江说。
不过，他在受访时也指出，成都跨过龙泉山建设东部新城既是“大手笔”，但也必须看到，它“没有大城市基础”，包括简阳城区目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也相对较少。为此，李晓江建议，要尽可能利用主城区的依托关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我们要真正理解，新城建设到底用什么来带动？创造什么样的环境？怎么去吸引人？这样才能成功。”李晓江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仅仅吸引产业一定成功不了，没有产业当然也不可持续，居住和产业两件事必须同时做好。”
倒逼产业调整
李晓江希望，成都的东部新城能够像雄安一样，转变发展模式，创新增长机制，寻找到一条跟以往不同的发展思路、发展理念。
产业怎样才能做好？答案依然在“人”上。
李晓江指出，新增就业的劳动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继续用传统的招农民工干活的思维，何谈发展。
“城镇化’上半场’的逻辑是靠要素廉价供给来招商引资，企业入驻之后带来就业、吸引人才，造成城市繁荣。”李晓江说，“但我们看看，有多少工业用地在那里晒太阳？多少工业用地在那里低效利用？招来的企业招不到工人，而招来工人不是你想要的工人。”
根据他提供的数据，2007年起，城镇新增就业群众中，普通高校毕业生的数量就已超过农民工，去年1300多万新增就业，大概60%是大学生，农民工只占10%左右。
李晓江解释说，大学生一般不可能去端盘子涮碗，即使不是服务业，他也要收入更高的一个岗位，或者更自由的岗位，因此，高校毕业生成为新增就业的主体，实际上是在倒逼产业结构调整。
不仅如此，农民工的素质在不断提高，选择能力也在提升。
李晓江分享了一个小故事。早前他到西部一个省会城市的郊县调研，发现当地工业发展得不错，但在工厂打工的却几乎没有本地人，为什么？原因在于尽管本地农民不会多要一分钱，但他们会要求“朝九晚五”“周末双休”，所以没有工厂敢用。
“什么叫朝九晚五？什么叫双休日？”他反问道，“这是城市生活，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过去他们没有这种概念，但是现在变了。”
他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是，这一轮城市发展、区域发展的主题，实际上是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因为过去多年的农村道路建设，大量农民已经不需要把家搬到城里，就可以享受城里的生活、服务，甚至就业，“所以现在中国的城镇化基本特征是什么？是城乡双栖。”
李晓江认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必然需要不同的资源配置，如果继续用“上半场”简单粗暴的办法，一定达不成目的，“一定要观察社会的变化，人群的变化，企业和人的关系的变化，才能把握自己的发展机会。”他进一步强调。
早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曾总结了城镇化“上半场”的“三大法宝”——开发区模式、土地财政房地产依赖以及行政体制上用城市地方政府管理区域，在过去40年间实现了量的快速增长，但转向追求公平、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下半场”，继续使用“三大法宝”一定会出问题。
两年多来，李晓江多次公开表示，雄安新区本身的意义，就在于要放弃“上半场”的逻辑，为“下半场”探路，为城镇化转型提供可复制的经验。为此，他希望，成都的东部新城能够像雄安一样，转变发展模式，创新增长机制，寻找到一条跟以往不同的发展思路、发展理念。
“抱紧了发展”
李晓江说，成都认识到了自己的资源价值和发展取向，有针对性地制定规划，“东进”不仅仅是为了扩张，同时是为了保护、为了优化。
避免走弯路最好的办法，就是充分汲取过往的教训。李晓江认为，过去40年那些“不成功”的案例，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过度碎片化”的发展。
他解释说，大量的开发区、园区，要么功能单一，只有就业，只有生产，没有居住，没有公共服务，最后吸引不了人；要么是孤岛式的居住区，有大量的人口聚集，但没有就业，没有公共服务，也留不住人。因此，新一轮建设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多功能的混合开发。
这样的尝试，雄安已经在进行，李晓江把它称为“创新空间单元”。其设计理念是在1到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居住，有就业，有公共服务，有高品质的公共空间等，满足一个家庭多样化的工作、生活和服务需求。
“这就是以人为本，就是要研究人的空间需求、人的公共服务需求。”李晓江说。
当然，不止雄安。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明确北京的发展目标是“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没有经济目标，没有产业目标，“这是一个明显的价值观的变化。”李晓江说。
因此，成都要建好东部新城，他建议，首先就是要以人为本，“怎么样满足人的需求、吸引人来，非常重要。”同时，要注重生态保护，基于东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建设一座恰当得体的人文城市。
另一方面，他还指出，在发展初期不要“铺摊子”，各个组团有各自的功能、配套，“一定要抱紧了发展”，因为如果一开始就弄得很散、很不方便，连人都聚不起来，再去说长远的发展，那就很难了。
事实上，在李晓江看来，新一轮城市发展中，成都是“最自觉的”，自觉学习北京治理“大城市病”，自觉优化调整——上一轮，是认识到资源瓶颈提出四个“难以为继”的深圳。
2017年4月成都就提出“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开始优化拓展城市空间。其中，“东进”是要跨过龙泉山向东发展，推动城市格局从“两山夹一城”走向“一山连两翼”。
“虽然很多城市都有类似的空间规划，但中间缺少逻辑主线，相互之间不连贯。”李晓江说，“成都认识到了自己的资源价值和发展取向，有针对性地制定规划”，“东进”不仅仅是为了扩张，同时是为了保护、为了优化。
他强调，初期规模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多地想象未来能发展到多少人，让当下每一步都是成功的，整个新区才可能健康地成长，“这是成都自己给自己找的难题，但我认为这个难题是成都的长远利益所在。”李晓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