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塑令”：民间倡导跃升为公共政策

于平
　　“限塑令”自颁布以来，有不少人对其持怀疑态度，中国社会调查所对“限塑令”的公众调查显示，有六成受访公众担忧“限塑令”的实施效果。然而，“限塑令”6月1日正式实施后，效果却是出人意料的好，在北京，一些大型超市以往每天几万的塑料袋用量，如今骤降到几千，许多购物者或自带塑料袋，或千方百计减用塑料袋，有不少人干脆买了东西直接手捧着回家，许多农贸市场曾经满目皆是超薄塑胶袋，一夜之间突然绝迹，提篮、网兜等开始重新流行。
　 不可小看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个一个省下的袋子。据统计，按照生产一吨塑胶需要消耗3吨石油计算，中国每年生产塑料袋需消耗480多万吨石油，也就是说，小小一纸“限塑令”所能减少的石油消耗是惊人的，说以四两拨千斤可谓不为过。
　 而此前，民间不知发起过多少次拒用塑料袋的活动，一些环保组织几乎是长年累月不遗余力推动，但是一直收效甚微——民间呼吁一千遍，不抵政府一纸政令。这无疑启示我们，倡导绿色生活，推动国民节约，不能总靠民间的自发行动，公权力有责任适时介入，变倡导为强制，杜绝公众对地球资源的糟蹋浪费。
　 中国“地大”，但绝不“物博”。我们是一个资源极其缺乏的国家，许多关键性的资源都依赖进口。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在推动国民节约，降低资源消耗上的力度都十分薄弱。如果说在以往全球资源充裕、石油价廉量丰的时代，这一问题并不突出。在当下这个全球油价高企，资源价格普涨的时代，此问题变得越来越显性。粗线条的资源管理，向挥霍无度的美欧富国看齐的社会消费，已不再是轻描淡写的道德风尚问题，这攸关我们能否永续发展，攸关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攸关我们在全球变暖中的国家责任。
　 以收费限用塑料袋，这是有效利用公权力与公共政策，引导社会大众积极投入节俭省能行动的良好开端。实际上，公权力与公共政策是推动国民节约的两大法宝，在国外，塑料袋收费或向塑料袋征税早已实施多年。在中国台湾地区，马英九当年在台北市长任内，强力推行垃圾随袋收费行动，严格取缔非法丢弃垃圾，让台北市垃圾减量六成，堪称以公共政策促节约的典范。能源短缺的日本，自30年前能源危机之后，举国上下力行节约能源，尤其在“政策环保”上下足了功夫，使其能源使用效率不断提升，成为各国的楷模。
　 因此，以公共政策推动国民节约，我们所须弥补的空白实在太多。例如，就“限塑”而言，利用税收杠杆，逐步禁用不可降解塑料袋，推广可降解塑料袋、纸袋，这应是一个更长远的目标。例如，民间现在广泛关注废旧电池的回收，也需要政府因势利导，建立废旧电池的回收体系，鼓励企业参与。例如，被搁置多年的燃油税政策，也须尽快兑现，减轻高居不下的汽车燃油消耗压力……
　 当然，在环保行动上，变民间倡导为公权力“强制”，这不应是简单化和冷冰冰的；“强制”之外，政府需要以各种生动、鲜活、深入人心的手法，广泛地宣传与号召，唤醒民众的危机意识和社会责任。在这方面，“限塑令”显然存在空白，因此许多民众虽然服从“限塑令”，但对于这一政策，仍有抗拒心理。一国之国民的环保意识养成，最终靠的是民众发自内心的改变，因此，在看到公权力的“硬约束”的同时，说服和教育公众，这更是不可或缺的内容。